投笔从戎
参加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
林一元的父亲林子良是当地有名的乡绅,他于光绪二十一年(1901)对大屋进行重修,并根据风水先生的建议,捐资加高了石牛山上的文峰塔,让它与罗定城中的学宫遥首相望,期待兴文引禄,成就子孙功名。
(1948年,林一元刚到东北解放区时留影)
林一元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加上天资聪颖、读书用功,成绩一直出类拔萃,承载着父亲的无限希望。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罗定各学校也组织示威游行。少年林一元受运动影响,阅读进步书刊,追求自由、民主,崇尚科学。
从罗定中学毕业后,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预科班,按照父亲的愿望,一年后,他将进入广东大学学习,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预备班毕业时,北伐战争爆发。北伐军高昂的革命气势,激发了林一元从军报国的热情。他没与家人商量,便毅然加入了后来被称为铁军的国民革命军第4军,担任团政治指导员。
1926年7月,林一元所在的第四军作为北伐先锋,所向披靡。到1927年4月,北伐军已经控制长江以南所有地区,眼看革命就要成功,蒋介石和汪精卫却相继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共产党人决定以革命的武装对抗反革命的武装,于1927年8月1日举行南昌起义。起义时,林一元在叶挺任军长的第11军政治部任总务科科长,他于起义前的7月30日下午,听叶挺在营以上军官秘密会议上,传达了党中央关于举行南昌起义的决定。起义第3天,他遇到从庐山回到南昌的蔡廷锴,便转到蔡廷锴任师长的第10师28团任政治指导员。
现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的起义参加者名录墙上,题刻着目前能找到的1063个名字,蔡廷锴和林一元都位列其中。
太湖县长任上
释放政治犯
南昌起义后,林一元追随蔡廷锴参加了海南剿匪、中原大战等国内战争。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林一元担任19路军78师驻粤办事处中校主任。1933年11月,林一元参加抗日反蒋的福建事变,任第3军政治部主任。事变失败后,林一元逃回罗定暂避。1936年6月,“两广事变”发生后,林一元响应蔡廷锴召唤,到广西贵县参加重建19路军。后因“两广事变”失败,19路军旧部改编为一个师,即48军176师,区寿年任师长,林一元任师政治部主任。
(林一元生活照)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林一元和区寿年随第21集团军总司令兼安徽省主席廖磊进入大别山。176师防区达11个县,林一元兼任战地服务队队长。他向新四军学习,放手发动群众,组建了运输队、担架队、向导队等,在桐城、安庆等对日作战中,林一元领导的战地服务队成了前线部队的得力助手。
1938年7月,日军曾入侵安徽省太湖县,所到之处,满目疮痍,民不聊生。为尽快恢复太湖的社会秩序和经济,1940年春,廖磊任命林一元为太湖县县长。林一元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释放全部政治犯(大部分是共产党人),同时发布安民告示、制定施政纲领,整顿社会秩序。未几,社会秩序恢复正常,教育日渐振兴、商业趋向繁荣。任上,林一元因释放政治犯及清正廉明而被地方反动势力排挤,只好于第二年请辞。期间,曾作一首七言绝句明志:“风雨飘摇历经秋,真理终能得自由。红日东升天下白,青山不老看沉浮。”
化名林原
陪蔡廷锴“单刀赴会”
(1948年10月,首批抵达东北解放区的民主人士合影。后排左四为林一元。)
抗战胜利后,中国并未如林一元所愿“红日东升天下白”,蒋介石顽固坚持独裁统治,人民依旧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林一元追随蔡廷锴,参加反蒋爱国民主运动。1946年4月,在广州成立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林一元任民促中央理事会理事,负责广州民促的具体工作。同年10月,林一元到香港向蔡廷锴汇报工作时,蔡廷锴透露:他刚接到蒋介石的电报,邀请自己去南京会晤。蔡将军说,几乎所有朋友都认为这是蒋介石设的“鸿门宴”,如执意赴会,必凶多吉少。但蔡将军认为这是绝好的机会,既能摸清蒋介石的意图,又能借机拜访周恩来,决定“单刀赴会”,希望林一元能以秘书的名义同行。林一元见蔡将军主意已定,便答应一同冒险。
蔡廷锴的南京之行,同行者只有夫人罗西欧及化名为林原的秘书林一元(林一元参加民促后,为了家人的安全,化名林原)。途经上海时,他们就与中共地下党接上了头。在南京,蔡廷锴巧妙地回应了蒋介石的试探。接着他们在特务的眼皮底下,走进梅园新村30号,拜访了周恩来。与周恩来的一席长谈,让蔡廷锴对中国共产党有了重新认识,坚定了继续开展反蒋爱国民主运动的决心。
此行,林一元也开阔了眼界,增强了胜利的信心。
奔向光明
义无反顾
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林一元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2019年末,林一元的部分后人在故居前留影)
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后,国民党加紧对民主人士的迫害和镇压。1948年8月,在广州的民促部分负责人秦元邦、余勉群、叶少泉和林一元被追捕,只有林一元逃脱。他到达香港后,即向蔡廷锴汇报工作和脱险经过。蔡廷锴告诉他,中共自“五一口号”发表后,解放战争已经进入全面反攻阶段,胜利在望,中共中央邀请各民主人士前往东北解放区商议筹备召开新政协,问林一元是否愿意前往,家庭是否有顾虑。林一元喜出望外,告诉蔡廷锴,家人已经安置在罗定老家,期待前往解放区,迎接新中国诞生。
随即,蔡廷锴向中共中央请示,让林一元以秘书的名义同行。1948年9月13日,林一元和沈钧儒、章伯钧、谭平山、蔡廷锴等首批北上民主人士乘坐苏联的“波尔瓦塔”号货轮北上。经过台湾海峡时遇到强台风,轮船被冲到澎湖列岛一带,几致触礁。面对强风巨浪,大家显示出超常定力和北上奔向光明的坚定信念。经全体船员和乘客的奋力抢拼,终于摆脱险境。抢险时,蔡廷锴将军披挂上阵,浑身湿透。9月18日,绝后逢生,又适逢中秋节,苏联船主加菜。蔡廷锴和林一元自告奋勇,下厨帮工,把苏联人准备抛入海的猪杂捡起,洗净后烧出两盘地道的粤菜。
9月底,林一元和首批秘密北上民主人士到达哈尔滨,后转到沈阳。1949年1月2日,林一元根据沈钧儒老先生的建议,请沈钧儒、郭沫若、马叙伦、丘哲、彭泽民、邓初民、茅盾、洪深、沙千里、侯外庐等留下墨宝,他们在题赠给林一元的词句中,对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寄予无限厚望和祝福。
入住中南海
筹备新政协,参加开国大典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民促推举蔡廷锴、蒋光鼐、陈此生、李民欣为代表。林一元被安排在第五组任秘书,兼负责大会与民革、民促、民联三个单位的联系工作。
(出席新中国第一届政协会议的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全体代表。前排左起:陈此生、蒋光鼎、蔡廷锴、李民欣。后排左起:李子咏、秦元邦、林一元、司马文森、谭冬菁。)
为提高工作效率,筹备会开始,林一元和所有工作人员即住进中南海。入住中南海后,林一元不再使用化名“林原”。在筹备会开幕期间的一次会中休息时,毛主席认识了林一元。当时林一元正站在签到处,刚步出大门的毛主席主动和林一元打招呼,问过姓名,即笑着说:“哦,你是民促的。” 不久,中南海举行干部晚会,毛主席远远就向林一元招手,示意林一元坐到身边,然后详细问起林一元过去的经历,一起分析了南昌起义和福建事变失败的原因。毛主席的关心,让林一元深受感动,胸中充满了胜利的豪情和对新中国的向往。后来,他把这两次与毛主席的交往,写成回忆文章《难忘在中南海的两件事》。
经过紧张的筹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于1949年9月21日下午7时在怀仁堂召开。林一元作为民促的9名代表之一参加了会议。1949年10月1日,林一元和全体政协委员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
新中国成立后,林一元被政务院聘为首批参事室参事。调回广州工作后,先后任广州市房管局局长、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广州市人大代表、民革广州市委代主委、民革广东省委常委,民革全国常委、全国政协委员等。
文化大革命中,林一元曾经受到冲击,艰难时刻,他最牵挂的是老首长蔡廷锴。1966年8月,他把蔡廷锴在北京的住址写给幼子林晓旭,嘱他大串联到达北京时,务必登门看望蔡将军。林晓旭对那次登门拜望蔡将军的情形记忆犹新:找到蔡将军住处时,警卫人员把他拦住,通报姓名后,罗西欧出来迎接:“原来是旭仔来了!”蔡廷锴让林晓旭转告林一元:自己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保护,专门加派了一个班的解放军来警卫。得到儿子的回复后,林一元长舒一口气,终于放下心来。
改革开放后,林一元以饱满的热情参加全国政协和广东民革的各项活动,认真撰写文史资料,继续献言献策。1988年4月,林一元在广州逝世,广东省政协和广东省民革在广州银河公墓园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参考文献
[1] 林晓梅,《林一元传略》,罗定文史第18辑
[2] 林一元,《难忘在中南海的两件事》,摘自《迎来曙光的盛会——新政治协商会议亲历记》,1987年,中国文史出版社
[3] 林一元,《两广“六一”事变中十九路军一度在桂恢复的经过》,广东文史精编(上编)第1卷,2008年,中国文史出版社
来源:云浮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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