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活中汲取营养 打造“笑中带泪”喜剧

去年的《我和我的祖国》，以时间为轴，截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以来的7个重要事件。作为“姊妹篇”的《我和我的家乡》，从空间入手，讲述了发生在中国东西南北中五大地域的故事。

张一白在这两部电影里均担任总策划。他认为前者的成功带来的启示是，拍摄集锦式电影，一定要把故事放在大的时代或历史背景下，这更能引起观众的共鸣。

《我和我的家乡》以“家国同圆”为关键词。张一白说，尽管每组主创只需要完成一部半个小时的短片，但他们把这次创作当成一个很重要的作品来拍，把他们的才华与热情都放进去。“大家不是以一种文人之间吟诗作画的闲逸心态来创作，每个人都打起精神，拍好自己的部分。”

宁浩对南方日报记者说，《我和我的家乡》更加关注“具体的关于人的个体描述”。“提到家乡和提到祖国，这两种力量感是不一样的”，宁浩说，“祖国”这个词，会让人有血脉偾张和自豪的感受，而“家乡”让人想起乡情、想起母亲、想起家庭，家乡赋予人们更多个体的温暖和情感。

张一白说，观看《我和我的祖国》时，观众往往会将个人代入时代大背景中。在张一白的儿时记忆里，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人们都冲上街头欢呼雀跃，“观众总能从《我和我的祖国》里找到时代与你我之间暗藏的符号。”相较之下，《我和我的家乡》突出的是个人对家乡的情感，主创深入生活、体验生活、收集素材十分关键。

徐峥作为上海人，前往杭州千岛湖取景拍摄；闫非、彭大魔作为东北喜剧的代表，选择在辽宁沈阳创作故事；俞白眉作为西安人，和搭档邓超回到陕北；只有陈思诚一个东北人，主动请缨去了西南贵州；而宁浩延续了《我和我的祖国》中“张北京”的故事，留在了华北，葛优连“张北京”的帽子都没换。

宁浩执导的《北京好人》，故事灵感来源于他的亲戚来京看病的经历。宁浩回忆，老家一位亲戚得了一种比较特殊的胆囊炎症，做完手术，宁浩亲戚的女儿说农村的医疗卡可以报销，几万元的费用覆盖了百分之八九十。这对宁浩触动很大，他没想到农村医保能到这种程度，确实是政府办了一件硬事儿，而这次的故事做了个身份互换的设计，拿着别人的医保卡去看病。

俞白眉和邓超去拍大西北，本来想拍黄土高坡的镜头，结果找不到，“其实这也是植树造林的成果”。陈思诚作为东北人，去了贵州，回来最大的感受就是那儿的交通现在太好了，所以他的片子里拍了很多展现贵州交通的空镜。张一白感慨，各组主创花了功夫深入生活，也将自己的感受带到了影片当中来。

五个故事都非常有特点，凸显了每位导演的个人风格和拍摄手法。“笑着笑着就哭了”，是不少观众的观影感受。尤为感人的是《最后一课》，范伟以教科书级别的演技塑造了一位乡村教师的形象，他那执念背后所隐藏的初心，既令人肃然起敬，又催人泪下。

而采访中，张一白举了《神笔马亮》的例子。马丽饰演的角色得知沈腾饰演的丈夫没有去俄罗斯列宾美术学院深造，而是偷偷选择做“第一书记”，她评价丈夫“投入到一个伟大的事业”。“从字面上看挺好笑的，但我周围好几个年轻人说听到这句话时都特别感动，热泪盈眶。”张一白说。

《我和我的家乡》的定位是喜剧，但一向擅长感情戏的张一白，在策划之初就始终坚持要加强感情戏，一定要以情动人，“即便是喜剧，最后打动大家的肯定还是动人的情感内容”。

“‘脱贫攻坚’关系到千家万户，跟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关”，宁浩介绍，为了更能贴近观众的感受，片方发起“拍家乡上电影”活动，鼓励大家拍摄视频介绍家乡。影片用该计划中收集到的众多视频片段，串联起五个单元，这也说明影片的五个故事发生在祖国的各个角落，是千千万万故事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