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李鹏回忆录(1928-1983)》由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电力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该书是李鹏撰写的一部自传体书籍，时间跨度从1928年至1983年，共55年。“政事儿”特此选摘部分章节。
前言
《李鹏回忆录(1928-1983)》是我亲自撰写的一部自传体书籍，时间跨度从1928年至1983年，共55年。本书详细记述了这一时期我的人生经历，包括动荡的童年、少年时期在延安成长、从延安到东北、在苏联学习水电专业、在电力系统工作等。
在电力系统工作的28年中，我在水电、火电、供电和电网等专业领域都工作过，做过技术、行政和党务工作。1981年担任电力部部长。
本书分为16章，共计48万余字，并配以130余张照片，其中大部分内容是我的回忆，其余的资料主要来源于我父母亲的传记、我的日记和工作笔记，以及其他有关资料文献等。
本书正式出版前曾印制样书，分送有关同志和亲朋好友征求意见，并据此对原稿进行了部分修改。在此，我谨向他们表示感谢。我还准备继续完成1983年至今的回忆录，包括在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的20年和离休之后的生活。这一写作任务会更加繁重，我当尽力而为。
李鹏
2014年3月11日
我的出生
我出生在一个革命家庭。我的父亲叫李硕勋，母亲叫赵君陶(原名赵世萱)，他们于1926年8月在上海大学结成良缘，成为一对志同道合、相亲相爱的革命伴侣。从他们的结婚照片上可以看出，母亲坐在一个大椅子上，相貌端庄、温柔文雅，父亲坐在母亲身旁，身材修长，刚强坚毅。这张照片我母亲一直珍藏在身边，这是她幸福而永恒的纪念。
说起父母亲的相识，还有一段往事。那是在1925年3月，我父亲在上海大学读书。当时的上海大学是我们党参与创办的一所学校，培养出了大批党的干部，著名共产党人瞿秋白、张太雷等都曾在这里任教。有一位同学叫阳翰笙，他患有胃病，组织上安排他和李硕勋、刘昭黎、雷晓晖等几位同学一同到杭州养病并补习功课。他们四人在西湖边的葛岭山上租了一套四间屋子的平房，自己动手做饭和料理日常生活事务。杭州风景秀丽，气候宜人，阳翰笙的病一天天好了起来。我父亲随身带了许多关于马列主义的哲学和社会科学书籍，在那里苦心阅读钻研。有一天，雷晓晖碰到一个叫钟复光的同学，就邀请她来西湖的住处。钟复光后来嫁给了上海大学的一位教社会科学的教授施存统，他们的儿子就是新中国成立后著名的作曲家施光南。过了几天，钟复光来到了葛岭山上的住处，和她一起来的还有一位20岁左右的女学生。钟复光介绍说:这个女孩子叫赵世萱，是赵世炎的妹妹，从北京来到上海，准备明年报考上海大学。就这样，我的父亲和母亲相识了。以后他们同时就读于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他们经过相识、相知，互相萌发了爱慕之心，在第二年8月结为终身伴侣。
我的母亲非常喜欢杭州，我想这不仅仅是因为西湖秀丽的风光，还有她对父亲的无尽怀念。母亲晚年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但她还是想回杭州再看一看那令人牵肠挂肚的地方。1982年她终于如愿以偿，在西湖边上的一家休养所度过了一个多月的时光。
1928年10月20日，也就是农历九月初八，我出生在上海法租界明德里15号。在我出生的时候，我的父亲受党中央委派，正在浙江省从事党的白区工作，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省军委书记，后又任省委代理书记，所以未能陪伴在母亲身边照顾她。过了半年，到1929年3月，我父亲才奉中央的调动，回到了上海。这时候我已经快半周岁了，父亲见到一个活泼可爱的小男孩，心中自然十分高兴。他就问母亲:“给他取名字了吗?”母亲说“还没有呢，等你来取呢。”他好像胸有成竹，说“他在我们李家属于’远’字辈的，就叫李远芃吧。”我母亲不假思索念出了白居易的一首诗《贺雨》，其中有两句是“万心春熙熙，百谷青芃芃”。我父亲说:“芃”代表草木茂盛的意思，这说明我们家又多了一个革命的后代，我希望他能够像茂盛的草木一样，永远扎根在中国人民的土地上。”就这样，我的名字就定下来了，叫李远芃。后来，我12岁去延安的时候，蒋南翔帮我改名为李鹏，一直沿用至今。
我的家庭
我的父亲李硕勋于1903年2月23日出生在四川省宜宾庆符县(今属高县)、我的祖父叫李天祺，祖母叫何圣熙，我都没有见过。我们家在当地是一户比较富裕的家庭，我的祖父是做生意的。据说我的先辈是从湖北省麻城县移民过来的。早在明末清初，由于战乱和疾病的影响，四川省人口锐减，清政府动员邻近省的老百姓移民到四川，耕种土地，减免税赋，让四川重新发展起来。我在麻城的祖先李朝翰从麻城迁移到四川庆符县。家谱中记载，四川李氏从第一世李朝翰一直传到我这一辈“远”字辈。后来在湖北省麻城县也发现了李氏家谱。家谱上说，这个家族的第十代有一个男丁名朝翰，后迁移到四川，他的出生年月是明万历十二年。这样，两份家谱就对上了。麻城的父老乡亲们听说我的祖籍是麻城，都很高兴。当地的县领导多次到北京来看望我，希望我能回老家看一看，我也有这个愿望。2002年5月，我终于如愿以偿，和朱琳一起回到了麻城老家，来到我的祖籍地李家坝，去李家祠堂祭拜了李氏祖先。
李硕勋从庆符县小学毕业后到宜宾上中学。那时正值五四运动前后，他积极参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北洋军阀和抵制日货的斗争，并接受了进步思想。他和阳翰笙是好友，两人都认为宜宾消息闭塞，就到成都考上了四川省立第一中学。在1921年的这段时间里，他们接触到许多新的进步思想，其中包括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给他们印象最深刻的是中共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他们结识了吴玉章，钦佩他的革命思想和渊博知识，多次向他请教，思想上受到很多启迪。吴玉章是同盟会会员，当时在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任校长。共产党员王右木也向他们讲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事情。李硕勋、阳翰笙和其他同志共同组建了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
因为搞爱国学生运动被发现，李硕勋、阳翰笙等人被四川当局通缉。他们不得不在1922年11月离开成都，坐船到重庆。阳翰笙在离开成都时写了一首诗，反映了那时他们的心情。诗中写道:“锦江之水清又清，水底游鱼分外明。不怕虎狼爪牙至，一帆东去自由身。”年底，李硕勋又从重庆到北京，进入弘达学院(即今北京市二龙路中学)学习。随着国共两党合作，实行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共同反对北洋军阀政府，革命力量中心已转移到了南方，李硕勋和阳翰笙又到了上海。他们在1924年都考入了上海大学。我父亲在上海大学接受了系统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并于1924年由青年团员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我的母亲赵君陶于1903年1月17日出生在四川省酉阳县龙潭镇，她原名赵世萱，后改名为赵君陶。我的外祖父叫赵从善，外祖母叫陆碧莲，他们是从江西南丰县迁到龙潭镇定居下来的。酉阳位于四川的最东南部，是一座千年古城，交通十分闭塞。全县大部分是山区，唯有龙潭镇这块地方有酉水经过，土地肥沃，气候温和，是一块富饶的地方。从四川的东南五县要到外地只能走水路，经过酉水，进入湖南省的沅江，然后再进入长江。
我的外祖父赵从善在江西的时候家境十分贫寒，他给一位桐油商人做徒弟，这位桐油商人带着他经长江到了四川酉阳。那时候桐油商人的生意做得还不错，逐渐积累了一些财产。但是他年纪大了，膝下无子，看赵从善身强力壮，做事勤快，为人忠厚老实，临终的时候把所有的财产和桐油生意交给了他，要他好自为之。这样，我的外祖父接管了这位桐油商人的全部家产，继续做桐油生意。他精于管理，生意越做越大，赚了不少钱，后来在龙潭镇购置了200多亩土地，算是一个富足的大户。
我的外祖父、外祖母膝下一共有九个孩子，五男四女，我的母亲排行第九，名字中间都是“世”字。我的二舅叫赵世珏，三舅叫赵世炯，四舅叫赵世章，五舅叫赵世炎。我了解较多的有三舅、五舅和三姨，其他的我就不大清楚了。
我的三舅赵世炯，信仰读书救国，从北京的一所交通通信学校毕业后，进入邮政电信机构工作。当时，这类机构的薪水比较高，收入也比较稳定，他对我们全家，特别是我的五舅赵世炎、我的母亲和我的三姨赵世兰，尤为关照，不仅在他们读书的时候照顾他们，而且在整个革命斗争中也为他们提供了许多帮助和援助。后来，赵世炯的几个子女都先后加入了共产党。周恩来、邓颖超很熟悉我们赵、李两家的情况。解放后，邓颖超专门给赵世炯写了一封信，称他为“三哥”，要他从杭州到北京邮电部工作。当时，李强是邮电部的负责人之一，他曾告诉我:“我和你的三舅是很好的朋友，在一起工作过。”
我的五舅赵世炎，早在1920年就赴法国勤工俭学，与周恩来等建立了旅法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和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共青闭组织的前身)，是我们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在大革命时期，他参与领导了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并取得胜利。1927年7月19日，赵世炎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杀害了，当时他担任中共中央委员、江苏省委代理书记。
我三姨赵世兰，是我们党内一位比较著名的老大姐。她1919年随全家从酉阳迁往北京，后来上了北京女师大，1925年参加反对校长杨荫榆的斗争。许广平等学生运动领导人受到反动政府追捕，其中刘和珍和我三姨都被非法关押，她们在狱中作了坚决的斗争。由于社会各界名流对北洋政府的强烈抒击并多方营救，她们才被释放。学潮时，我母亲也曾在女师大补习功课。
我的父母和赵世炎、赵世兰等亲属都具有坚定的革命信念，他们的革命事迹影响了我的一生。虽然他们出身于富裕家庭，但后来都成为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早期的共产党员，特别是我的父亲和五舅都为共产主义的崇高信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并不奇怪，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类似的情况，因为他们从青年时代就抱有强烈的爱国热情，特别是在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后，脱离了原来的封建家庭，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成为坚定的革命者。
见到周恩来同志
1940年秋季，我正在育才学校读书，突然接到通知，要我赶赴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准备去延安。我从学校步行到草街子码头，坐船到北碚，正好我的母亲也从对岸的黄果树来接我，母子汇合后一起坐公共汽车前往重庆。
我们先来到重庆曾家岩50号周公馆，周公馆位于今渝中区中山四路，在靠近嘉陵江边朝天门附近的一个小巷里。1938年冬，中共代表团由武汉迁移重庆后，为便于工作，周恩来以个人名义租赁这房子，作为中共南方局在市内的一个主要办公地点。楼房内，中共代表团仅租赁了一、三两层，二楼的大部分和底层门厅旁的厨房，均为国民党人居住，真有左右内外夹攻之势。
在曾家岩，我见到了周恩来和邓颖超，我们这些烈士子弟都亲切地称呼他们“周伯伯”和“邓妈妈”。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周伯伯，1939年他曾摔伤了右臂，到苏联治疗。事情发生在1939年7月，周伯伯在骑马过延河的时候摔了下来，造成右臂肘关节部位骨折。党中央和苏联政府都十分关心，由于国内医疗条件有限，苏联政府派了专机来接他。这样，他和邓颖超一起赴苏联治疗，还带了几名在延安的革命烈士的后代和负责人的孩子去苏联学习。我记得有孙维世，她是孙炳文烈士的女儿:陈祖涛，是陈昌浩的儿子；高毅，是高岗的儿子;还有陈小达，是陈伯达的儿子。这就是以后被周总理称作送到苏联学习的第二批革命后代。周伯伯在苏联治病，医生诊断后认为，骨折是可以医治的，治疗的办法就是打钉子，把他的右小臂与肘部固定起来，这样他的右手还可以活动，但是右臂上的肘关节就不能恢复活动了。在征求周伯伯和邓妈妈的意见时，周伯伯表示:只要能使我的右手活动，还可以拿枪、写字，那就没什么关系，一样可以做革命工作。伤养好了以后，他们先被送回延安，然后又回到了重庆。
周伯伯看到我非常高兴，对邓妈妈说：这孩子都长这么大了，越长越像硕勋了。邓妈妈说:我看更像君陶。大家哈哈大笑。这时候，周伯伯看到我有一点驼背，就用巴掌拍拍我的背，然后又用拳头轻轻敲了下。他对我说，可不要驼背，要挺起胸膛，这样身体才健康。这件事我一直记忆犹新，因为以后到了延安以及在北京再次和周伯伯见面的时候，他都要看看我是否还驼背。
有一天，周伯伯问我:你在育才学校学习什么功课?我说在社会科学组。他听了以后，从桌子上随便拿了一张《新华日报》，叫我把社论念一遍。我很流利地念了一遍。他说:你能不能把这篇社论的要点给我讲一讲?我当即根据自己的归纳讲了几点意见，都是比较中肯的。他听后对我大为称赞。于是这件事情在曾家岩传开了，说育才学校有一个孩子，小小年纪就能背马列主义。这当然是误传。到了20世纪90年代，我们在北戴河休息时，我和朱琳看望宋平同志和他的夫人陈舜瑶，当时陈舜瑶问我:最近出版的《延河之子》那本书内容符合事实吗?我说:基本符合事实，因为书中有关我的内容大部分是我口授的。她又笑着说:那你就是当年在曾家岩的那位小同志了，大家都说你背马列倒背如流。我解释说:那是误传，我当时只不过是念了一篇《新华日报》的社论和归纳了要点罢了。
我在曾家岩安定下来后，母亲就回北碚了。我被安排住在办事处一位同志的房间里面，我们俩挤在一张双人床上。据我的记忆，当时有很多知名人士都在那里，如徐冰、张晓梅夫妇。徐冰解放以后，长期担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晓梅则成为邓颖超的得力助手。还有宋平和陈舜瑶夫妇，宋平曾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后来到重庆中共南方局和新华日报社工作。乔冠华的夫人龚澎也在那里，据后来陈舜瑶告诉我，当时乔冠华不住在曾家岩，而是在市内另租有住房，不过当时他定期为重庆《新华日报》撰稿。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夫妇成为外交战线上的优秀工作者。此外还有陈家康等同志。我在曾家岩住了几天，就看到许多统战工作对象和重庆的民主人士纷纷来拜访周伯伯。有一次，我看到文化界人士郭沫若、阳翰笙、田汉、冯乃超等人，聚集在周伯伯和邓妈妈居住的不到10平方米的房间里，一起商谈抗日救国的大事。周伯伯还特别向郭沫若介绍了我，说:这是李硕勋的儿子，叫李远芃，在育才学校学习。郭沫若和我父亲很熟悉，北伐战争时期，郭沫若是总政治部副主任，我父亲是第二十五师政治部主任，他们经常来往。
我在曾家岩住了一段时间，由于那里来往人员多，工作繁忙，并且处于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之下，他们觉得我住在那里也不太方便，把我带到了红岩八路军办事处。红岩八路军办事处是一座三层小楼，周伯伯、邓妈妈住在第二层靠东边的一间房子里。我住在凯丰的房里。凯丰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宣部代理部长，在重庆做统战工作，但他当时不在重庆，听说去了延安。他的夫人廖似光没有一道走，因此邓妈妈把我托付给她，让她照顺我，等待时机，再赴延安。廖似光是一名老共产党员，是叶挺将军的外甥女，她原来是上海的一名女工，一直做地下工作，她参加了长征，是我们党内的一位老大姐。当时廖似光身边没有子女，对我爱护有加，就像母亲对待儿子一样，我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
毛主席和我谈话
1942年的秋季，我们已经从自然科学院补习班转到新成立的延安大学中学部学习，校址在延河东岸原中国女子大学的地方。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从延安大学出发，步行前往杨家岭。杨家岭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也是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居住的地方。
我跨过几个山湾后，来到了杨家岭。我先去找蔡畅同志，但她不在家，我就去找陈云同志。我和陈云在窑洞里坐了一会儿，天色已近黄昏，陈云说:我们去吃饭吧。
根据中央的规定，在延安有三种伙食标准:一种叫大灶，就是供一般的工作人员和学员所吃的;第二种叫中灶，是供一般负责干部吃的;第三种叫小灶，是供中央领导同志用餐的。
中央领导同志虽然在小灶吃饭，但是可以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由勤务员把饭菜打到自己的窑洞吃:另一种方式是领导同志自己到小灶食堂吃。
陈云带着我来到一座两层建筑前，这是中央办公厅的所在地。这座建筑的上层是中央开会和中央办公厅办公的地方，下面一层就是小灶食堂，同时也是中央召开参加人数较多的会议的地方。
我们进入小灶食堂。食堂内摆设了若干个小方木桌，每个方桌配有四个座位。我就靠近陈云旁边坐下来。当我们正要开始吃饭的时候，毛主席和江青进来了。陈云见后赶快站起来打招呼，我也马上跟着站了起来。大家打过招呼后即落座，毛主席坐在我的对面，江青则坐在陈云对面。毛主席看了看我，问陈云:这个娃娃是哪里的?陈云介绍说:他是延安大学中学部的学生，他的父亲是李硕勋。听了这个名字，毛主席想了一会儿，似乎不大记得起来了。陈云这时马上补充道:他是世炎同志妹妹的儿子。当听到世炎的名字后，毛主席兴致高了起来，他说:世炎啊，我们熟得很啊，我们都在大钊同志手下工作过，他是革命的早期领导人，不过，世炎他们是搞工人运动的，而我是搞农民运动的。
这时毛主席又仔细打量了我，停顿了一会儿，他说:李硕勋同志我想起来了，他曾参加过南昌起义，后来听说在海南岛牺牲了。陈云讲:是的，我和硕勋一起在江苏省委工作过。这时候毛主席又转来问我:你们正在学习什么功课啊?我说:我们正在学习整风文件。他又问道你看小说吗?我说:看。他问我:看什么小说?我回答正在看《三国演义》。毛主席问:你对《三国演义》的哪个人最佩服?我脱口而出:曹操。主席听后感到十分惊讶，就追问我:为什么呢?我就说:曹操能团结干部。毛主席说:那你举个例子。主席在等待着我的回答。我说:官渡大战后，曹操取得了胜利，缴获了许多他的属下私通袁绍的高官和谋士的书信，但他并没有采取什么处置措施，而是当着这些人的面把这些书信都烧了，因此团结了这一部分人。听完了以后，毛主席点头称是。他对陈云说:这个娃娃了不起，要好好培养，将来一定是个人オ。
江青听说我到延安之前曾在陶行知先生办的育才学校学习过，她很感兴趣，问了我一些陶行知先生的情况，我一一作答。
毛主席和我这次谈话虽然简单，但是含义深刻。十月革命以后，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人都在不断摸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周恩来、赵世炎等同志是从工人运动搞起，在大革命时期发动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取得了胜利，建立了上海市临时革命政权。蒋介石到上海后，叛变了革命，对共产党员进行血腥大屠杀，造成大批共产党人牺牲，这就是历史上的四一二惨案。我的五舅赵世炎也在此后英勇就义。而毛主席呢，他在看到南昌起义失败后，就上了井冈山，创建了工农红军和红色根据地，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终于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关于团结干部的那段话，这也是以后毛主席讲过的，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一些犯了错误的同志，只要他们承认了错误，并在实际中改正了错误，我们还是要相信他们。
关于《三国演义》的那些评论，其实也并不是我个人想出来的，是一些老同志的议论给了我启发。不过当时我用比较简单和肯定的语言回答了主席的提问，因此得到了毛主席的称赞。
走上工作岗位
我在张家口工业专门学校的学习一直持续到1946年7月末，校方宣布我们一班毕业了。当时的局势很紧张，国民党军队准备大肆进攻张家口，根据中央的方针，解放军不会在张家口和敌人正面展开战斗，而是按计划撤退到晋察冀老根据地。根据统一部署，上至晋察冀中央局，下至我们这样的学校以及银行、工厂等基层单位都准备离开张家口。校方向一班同学宣布:你们已经毕业了，如果愿意工作，学校可以负责介绍，如果想继续留下来，那么就跟着学校转移到晋察冀老区，然后进入那里的华北大学继续学习。大部分同学还是想到华北大学学习，只有黄毅诚、杨国富(后改名为杨欣)和我三人报名要去工作。我们觉得在延安学习的时间已经很长了，到张家口又学习了半年多，想赶快到工作岗位上去锻炼。
正当我们考虑怎样找到总部机关，以便安排工作的问题时，同学李伦来找我们了。李伦是我在延安时的老同学，他曾于1941年到1943年在延安大学中学部三班学习。1944年，他就参军去了，分配到炮兵，打过仗。解放军收复张家口以后，他随军也调到了张家口，作为军代表被派到张家口火车站，担任副站长。当时担任平绥铁路局局长的是吴德。李伦到学校来找我们，老同学见面当然很高兴，我们谈到就要从张家口撤退的事，他跟我们说:你们跟我们一起走吧。从张家口撤退到晋察冀边区有两条路线:一条是东线，要经过怀来县进入老根据地；另一条是西线，要经过阳原县进入老根据地。因为要退出张家口了，铁路局也就不存在了，所以李伦就临时被调到晋察冀中央局党校，当一名组织部干事。这时我忽然明白了，为什么这时候李伦来找我们。原来晋察冀中央局党校副校长杨献珍就是杨国富的父亲，李伦约我们一起走，显然是有原因的。恰巧，我们三个人要上太行山，去我们工作的单位报到，据说他们都在河北阜平县等我们。于是，我们就随着晋察冀中央局党校一起从西线进入晋察冀老解放区。
说来也凑巧，在党校的队伍里我遇到了杨献珍副校长和组织科科长廖似光。我去延安之前，在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廖似光受邓颖超的委托照顾过我，我当时就住在她的房间里。廖似光看到我已经长这么大了，又入了党，非常高兴，一路上对我非常照顾。我们从阳原县进入老解放区，在蔚县西合营镇附近一个村子停下来，准备继续南行。
这时候，我和黄毅诚、杨国富就商量各自去找分配的单位，我报名的专业是电业，他们报名的是机械行业。从张家口撤退之前，我们就到晋察冀中央局转了党的组织关系。我们的档案材料很简单，里面有一张履历表，还有一张入党志愿书以及批准入党和转为正式党员的文件。中央局组织部转关系的工作人员对我们讲:中央局要转移了，这个材料你们就自己带上吧，战争打起来，在混乱中，你们这些档案也可能丢失，由你们自己带上还更稳妥一些。同时，又以组织部名义给我们写了封介绍信去单位报到。我的指定单位就是张家口电业局，局长是刘建章，他在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过铁道部部长。黄毅诚和杨国富的单位是张家口机械局，局长叫陈朗环。
临别前，我告诉廖似光:我们要到指定的单位报到去了。她听后还是有些担心，她说:“这兵荒马乱的，你自己一个人出去闯，太不叫人放心了，将来你要有三长两短，出了什么事，我不好跟你妈妈交代，我也不好跟邓大姐交代啊。”我很坚定地说:“你就放心吧，我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了，应该在困难的时候锻炼自己了。”
小鹏的出生
1958年7月10日，我和朱琳结婚。1959年初，朱琳出现了严重的孕期反应，反复呕吐，连饭菜味都不能闻。起初我们还不能确定，到医院检查后才证实是怀孕了。消息传到北京我母亲那里，她高兴得不得了。因为她盼望已久的孙子就要出生了。
1959年1月到4月这段时间，朱琳是在丰满度过的。到了1959年的5月，在母亲的不断催促下，我把朱琳送到北京，住在我母亲那里待产。我母亲对她千方百计地加以呵护，使她的身心十分愉快和健康。
但是意外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在1959年5月末的一天，朱琳陪母亲坐5路公共汽车到我的五舅母夏之栩家探望。在车上朱琳和母亲互相谦让座位时，公共汽车突然急刹车，朱琳向前一冲，一下子蹲下来，结果发现出血了。母亲就急忙叫车把她送到协和医院保胎。
一周后，母亲又带朱琳到协和医院。大夫听朱琳主诉后，经过检査，发现情况严重，就让朱琳立即住进危重病房。大夫责怪母亲疏忽，并严肃地和母亲说:“孕妇的羊水破了，大人和孩子都有危险，必须卧床休息!”朱琳一进协和医院妇科就单间隔离，不许下床，鞋子收走。
过了两天，还是没有什么消息，母亲是多么盼望孙子能平安降生啊!她非常着急，就给邓颖超同志打电话求助。邓颖超同志马上联系中国当时最著名的妇产科专家林巧稚大夫前往协和医院妇产科会诊。当天，林巧稚大夫到了协和医院，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诊断，她瞒着朱琳问母亲:“孕妇的情况很不好，羊水破了。你是保大人还是保小孩?”母亲想都没想说道:“大人也要，孩子也要。”面对母亲这样急迫而恳切的态度，林巧稚大夫说:“那好，我尽力而为吧。”随后，林巧稚大夫对主治医生说:“不能再保胎了，打催生剂。”
又过了两天，经过林巧稚大夫和协和医院的正确处置和精心护理，朱琳的情况终于稳定下来。6月7日星期天，我母亲一早就在产房待等室门口，静静地祝福，我的大儿子小鹏出世了，刚生下来时不到5斤重，刚开始准备放到保温箱，医生看到婴儿的身体状况还可以，就没进保温箱。朱琳和小鹏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母亲每天都要从十几里外的北京化工学院赶到协和医院看望照顾。经过医院观察情况基本正常以后，朱琳和儿子就出院回到了我母亲的住处一一帽儿胡同。
我得到消息后，一方面为得到一个儿子而高兴，另一方面也非常担心朱琳的健康。朱琳带着小鹏在北京坐月子，我只能经常通过长途电话询问她们母子的情况。时间过得真快，1959年的11月，我接到电报，朱琳将带着小鹏回到丰满。我到车站迎接她们，朱琳怀抱着儿子小鹏，身边还跟着一个保姆。我看到小鹏白白胖胖的，高兴极了。我们一起回到了丰满。
那时丰满的住房条件不好，大家都住得比较紧张。我在丰满一直住在招待所，房间虽然很大，但是只有一个房间，保姆带着孩子和我们住在一起很不方便。于是我想了一个笨办法，用三个柜子把房间隔开，留出一个通道出入。但这个做法也是自欺欺人，小鹏晚上哭闹的时候，我们也会被吵醒。过了一段时间，招待所腾出一个小房间，保姆就带着小鹏住了进去。
我们在生活中还要克服不少困难，比如招待所没有烧饭的地方。好在可以订到牛奶，开水也是有的，母乳不够，我们就用开水把牛奶煨热再喂给小鹏吃。招待所没有浴室，给小鹏洗澡成了难题。我们就买了一个大瓦盆给小鹏洗澡。小鹏的吃住和洗澡问题解决了，但是我和朱琳的吃饭问题也遇到困难。我们白天上班，早饭和午饭可以在单位的食堂吃，晚上只好带点饭回来，用酒精炉热饭吃。那时酒精价钱不算太贵，母亲从化工学院托人送了几瓶酒精来，加上我们自己也从北京购买了二锅头。这样，我们在这种简陋的条件下，克服困难，总算熬过来了。小鹏也一天天长大，而且长得很健康。小鹏长到一周岁的时候，我们一家到松花湖游玩，拍的照片现在还保存着，其中还有一张在北山公园坐小推车的照片。
1958年2月，电力部与水利部合并，刘澜波出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1960年春，刘澜波到丰满来视察。他在视察后，听取了我们的汇报。这里有一个插曲，松花江里的鱼有到上游产卵的习性，由于丰满大坝没有鱼道，因此鱼也通不过，有很多鱼游到大坝下，停在流坎等低洼的水里。刘澜波喜欢钓鱼，听说这里有鱼，很想看看。我们便找了厂里钓鱼技术最好的路春发和贾柱远，当场钓到了十几斤重的白鱼。
刘澜波在离开丰满前对我说:“把你的儿子带到车站让我看看。”我就带着小鹏到了车站，刘澜波看到小鹏活泼可爱，很高兴，当时全国正处于困难时期，刘澜波把他车上带的好吃的东西都留给了小鹏。
刘澜波副部长此行除了看丰满发电厂以外，还有一个目的是看天池。自从我们到天池寻水以后，天池的情况渐渐为外人所知，天池地处火山口，水平如镜，还有很大的瀑布，风景不错，所以刘澜波很感兴趣。陪同刘澜波考察天池的有吉林省两位副省长，一位是分管工业的省委常委兼副省长于克，另一位是分管农业的省委常委兼副省长徐元泉，我也陪同前往。刘澜波一行乘坐只有两三节车厢的小专列到达中朝边境的集安下车，顺着鸭绿江溯流而上到通化，从那里前往天池。我们来到天池看到瀑布的水流量比较大，天池上空放晴后，景象十分奇特。刘澜波督促两位副省长回去向省委汇报，建议开发天池的旅游资源。后来，天池周边修了铁路，山上修了公路，逐渐成为吉林省的旅游胜地。
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设想。在讨论中，陈云率先提出，为实现党内的安定团结，需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平反一批重大的冤假错案。这一建议得到了与会同志的一致响应。12月13日，邓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主要内容有:(一)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问题；(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三)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在开会期间，叶剑英也在会上讲了三点意见：一要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二要发扬民主，加强法制;三要勤奋学习，解放思想。这次工作会议为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作好了充分的准备。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十ー届三中全会。全会作出了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这是一场实现现代化的深刻革命，要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多方面改变与生产力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生产方式。
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全会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深入讨论并原则同意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两个文件。在公报中重申了毛泽东同志1957年作出的我国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的正确论断。会议提出应该按照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针，按照宪法和法律程序解决社会矛盾，决不允许损害现代化建设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就恢复发展了党的八大政治路线。会议还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产生了以陈云为第一书记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我读了三中全会的公报，听了上级党组织传达的关于三中全会的讨论情况后，感到十分兴奋，深受鼓舞，决心在今后的本职工作中坚决贯彻执行。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党历史上具有深刻转折意义的里程碑式的会议，从此，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任电力部部长
1980年，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上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
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干部会议上作了《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指出80年代要做的三件大事：第一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第二，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第三，加紧四个现代化建设。他说，四个现代化建设必须具备四个前提，即一是要有一条坚定不移的、贯彻始终的政治路线，二是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三是有一股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四是有一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干部队伍。
1980年3月30日至4月24日，国务院召开会议，讨论长期计划的编制方针和政策，议定事项中有:一是降低积累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以25％为好，适当提高消费基金比重;二是基建总投资三年内控制在500亿元左右;三是工业每年増长7％至8％，如果有困难，5％至6％也可以;四是经济结构要适当调整，使农业、轻工业发展得快一些，能源、交通、建筑业要加强。7月8日，国务院颁发了《关于推动经济联合的暂行规定》。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同志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强调对现行制度存在的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等各种弊端必须进行改革。他在讲话中指出，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主要应该努力实现三个方面的要求:经济上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政治上充分发扬人民民主；组织上大量培养、发现、提拔、 使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比较年轻的、有专业知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希望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来个大转变，坚决解放思想，克服重重障碍，打破老框框，大力培养、发现和破格使用优秀人オ。8月31日，政治局通过了这篇讲话，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1980年8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同意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设立经济特区。
1980年9月14日至22日，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了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问题，肯定了十ー届三中全会以来建立的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根据实际情况，各地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不搞“一刀切”。
1980年11月10日至12月5日，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9次会议，通过三项决议:一是向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国锋辞去党中央主席、军委主席的职务;二是向六中全会建议，选举胡耀邦为党中央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在六中全会之前，由胡耀邦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主持军委工作，但都不用正式名义；三是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请六中全会讨论通过。在长期考察和充分酝酿的基础上，中央于1981年2月25日决定调整国务院部分组成人员:(一)钱之光、刘澜波、李强、曾生任国务院顾问;(二)康世恩兼石油部部长，免去其国家经委主任、党组书记职务;(三.)袁宝华任国家经委主任、党组书记;(四)林乎加任农业部部长、党组书记;(五)郝建秀任纺织部部长、党组书记;(六)李鹏任电力部部长、党组书记;(七)彭德清任交通部部长、党组书记;(八)饶斌任一机部部长、党组书记;(九)安志文任六机部部长、党组书记;(十)文敏生任邮电部部长、党组书记。这次任命中，我和郝建秀算是中青年干部，郝建秀45岁，我52岁。康世恩和饶斌是懂业务的专业干部。
说到我被任命为电力部部长，还经过了曲折的过程。从1980年四季度我就陆续听到一些传闻，但我根本不相信，直到1980年12月31日下午，刘澜波部长邀我到家里去。他首先说，中央已决定一批老同志任国务院顾问，他是其中之一。另外准备更换一批部长，纺织部由郝建秀当部长，电力部部长由我担任。这时，我向澜波同志再三说明:电力部许多老同志都是我的老上级，我资历浅，难孚重望，不能胜任，请他把我的想法转告中央。
1981年2月14日下午，我到刘澜波同志处。他说电力部人事情况有变化。电力部有几位同志联名给中央写信，不同意李鹏当部长，理由是李鹏太年轻，虽然是一个可以培养的对象，但是马上当部长在部里难以服众，不如先让李鹏同志在部里多承担一些工作，更成熟些，更加熟悉全国电力的情况，再当部长为好。刘澜波还对我说，有同志反映说四五运动时，北京电管局也有民兵参加，还在水电部介绍过经验。我当时想，自己上不上也没有什么关系，但这种说法完全是颠倒黑白的，实在令人感概万千。干部“四化”谈何容易！我坚信，这件事是会搞清楚的。
2月17日上午，李锐副部长找我谈话。刘澜波同志委托他告诉我，昨天中央组织部部长宋任穷同志去看望刘澜波，商谈了电力部部长正职的三个方案，第一方案是李鹏上，第二方案是从现在的副书记中定一人，第三方案是王林同志回来任部长。宋任穷同志说，二、三方案都是过渡方案。我对李锐说:我早就表过态，我不适合担任部长，但万万没想到有的同志在政治上攻击我。不久，这件事查清了。据北京热电厂厂长李振奇报告，这次会议是受水电部邀请，并没有经过北京电管局，李振奇在会上发了言。李振奇说，在四五运动中，他们是受朝阳区民兵组织者的委派，带热电厂民兵去天安门的，是作为预备队去维持秩序的，他们也没有对悼念群众做过什么事情。1976年4月5日前后，我和大琳几乎天天都到天安门悼念周总理。2月19日晚，刘部长来电话说，中央已决定我担任部长。以后，宋任穷找我谈话。他说：我们都知道你对周总理的感情，我们从来都不相信这封信。现在事情已搞清楚了，你更应该气魄大一点，只有宽宏大量，才能团结同志。
1981年3月2日，刘澜波部长召开电力部党组全体会议，宣布中央对电力部领导班子的决定。王林、李代耕、李锐和张彬等同志发了言，表示支持中央的决定。刘澜波讲:“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但李鹏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年轻，懂业务，希望大家帮助他，见了缺点及时指出。”王林说:“干部‘四化’是我们老同志的职责，比什么都重要，我对新班子是有信心的。”李代耕表示将用实际行动拥护中央的决定。张彬表示服从中央的决定，维护新班子的团结。李锐讲:“中央的决定是正确的，党内论资排辈太厉害了，要冲一下。”
1981年7月2日，中央在怀仁堂召开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座谈会，议题是提拔中青年干部问题。我参加了这次会议。陈云主讲，邓小平、胡耀邦做了补充，其中有些讲话举了电力部的例子。陈云说:提50多岁的，并非没有争论。李鹏是从苏联学习回来的，搞电30多年，这次提拔当部长还有争论。我看到的名单，第一次不是李鹏，第二次オ是李鹏，是刘澜波同志力争的。他一定要提李鹏，因为年轻，搞电是内行。这个时候邓小平插话:我们党内出了一个开明人士，建议向刘澜波同志学习，他推荐了李鹏。胡耀邦也说:万里和我都赞成提李鹏，我们先提出来，部里通不过，刘澜波一马当先，出来说话，才扭转了形势。陈云还说提40多岁的争论可能更大一些，说太嫩了，提郝建秀这样的干部只有一个，她是50年代的劳模，今年45岁。
对于中央领导同志的这些讲话，我抱着更加谦虚的态度。我想中央是借此来推动干部年轻化、专业化，自己并没什么了不起，只是个代表人物，千万不能翘尾巴。
我担任部长后，对老同志都很尊重，充分发扬民主集中制，一时定不了的事，也等等再作决定，直到大家基本一致，才作决定。在我任部长的一年时间内，电力部的班子是团结的，工作是得力的。
党的十二大
1982年9月1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党的十二大的召开和大会制定的新的奋斗纲领，标志着拨乱反正任务的基本结束和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开始。十二大以后，改革开放全面展开。
十二大代表的选举1982年4月就已经开始。我原已当选北京市党代会的代表，虽已调水电部工作，但根据中央组织部的正式通知，我和七机部副部长宋健参加选举十二大代表的选区不变，即参加北京市的选举。
我参加北京市党代表会议，被分在第12代表团。这个代表团是由化工、仪表、医疗、电力等四个系统的代表组成的。酝酿选挙十二大代表时，第12代表团分六个小组，电力小组把760名候选代表名单过了一遍，提出44名候选人。全团共提出150多名候选人，其中邓小平、胡耀邦、彭真都是全体提名，我和宋健也是全体提名。各代表团共提名712名候选人。
在第二轮讨论中，我所在的小组全体通过胡耀邦、邓小平、华国锋、彭真，还有我和宋健的提名。4月17日下午，市委提出66人的十二大代表候选人名单，其中有我。
4月19日投票选举十二大代表。候选人66名，实行差额选举，选出正式代表50名，候补代表5名。经过统计选票，有效票740张，其中前六名为胡耀邦、邓小平、彭真、宋健、陈希同、李鹏。
7月31日，我到中南海参加七中全会的征求意见会，讨论十二大报告和党章修改报告。会议一直持续到8月5日。我和王林编在石油、化工、煤炭、轻纺一组，高扬文为组长，秦仲达、杨波为副组长。7月30日，邓小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中央设立顾问委员会是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过渡办法，采取这个办法，使得过渡比较顺利，如果能实行两届，就要十年，这个过渡是必要的。
对两个报告的讨论很认真，是逐段进行的。在讨论到十二大报告国际形势部分时，乔明甫说，苏联一再表示愿意改善两国关系，应该在报告中肯定一句“我们对此表示欢迎”。这个意见得到高扬文、孙大光、胡明等同志的赞同。也有一部分人，如秦仲达、孙敬文认为对苏关系问题不能说得过多了。孙大光在讨论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时，认为过去我们给人家扣了那么多帽子，现在应落实政策。当时有人插话，人家也给我们扣了不少帽子。
讨论十二大报告中党的建设部分时，一些老同志认为文件中强调纠正领导干部的不正之风，说得过多、过重，矛头是对准老干部的。有的说，为什么不讲许多基层组织还掌握在“三种人”手里，这才是真正的危险。我发言提出，在工人中发展党员的同时，还要提拔干部，问题是应给工人必要的学习机会。
讨论党章修改稿时，关于主要矛盾的论述，大家认为“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提法是正确的。在讨论党组问题时，我提出党组也可以任命下一级党组，即分党组。大家都表示同意。
8月6日党的十一届七中全会召开了，通过向十二大提出的报告和党章修正草案，并决定9月1日至11日召开党的十二大。
十二大有正式代表1600人，候补代表149人，列席800人，我部列席人员为张彬、刘向三、蹇先佛、刘汉生。列席人员只参加9月1日大会、9月6日全体会议和9月11日的闭幕式。
8月28日下午3时，我到北京市委报到，出席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北京代表团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彭真出席，选举段君毅任团长，焦若愚、周冠五任副团长。会后，代表们分乘两部大轿车去代表团驻地一一五棵松炮兵招待所。山西、河南代表也住此地。第二次全团会议我被提名参加主席团。代表名单里有两个李鹏，军队里也有个，大家问提名的是哪一个，秘书处回答是北京的。
30日下午，十二大预备会议通过主席团名单、资格审査委员会名单、会议议程等文件。主席团会议选举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31位同志组成主席团常务委员会。
我在炮兵招待所阅读了十二大的文件。经过讨论和修改，十二大报告成熟多了。党章中规定，现阶段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提法好，社会生产既包括生产力，也包括生产关系，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个总的任务来解决这个矛盾。
9月1日党的十二大在北京开幕。出席当天大会的正式代表1545人，候补代表145人，代表着中国共产党3900多万党员。邓小平致开幕词，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新的命题。他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同志的开幕词成为这次大会的指导思想。
胡耀邦代表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作了题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报告共分六个部分:历史性的转变和新的伟大任务;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全面高涨;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这个报告我们在参加七中全会时已阅读过，并且提出了修改意见。令人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报告宣布:我们已经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在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中取得了拨乱反正的重大胜利，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变。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到本世纪末，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即由1980年的7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8000亿元左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可以达到小康水平。
我坐在主席台左边第三排，相邻三个位子坐的依次是李一氓、李强、李锐。李一民和李强同志都是革命的老前辈，是我父亲的好战友。
3日，十二大主席团开会，讨论人事安排问题。耀邦说:中央5月份组织了17人参加的人事小组进行酝酿。书记处听了四次小组汇报，并进行了讨论，8月上旬又开了一个130人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拿薄一波同志的话来说，这个名单是“九全九美”的。他说:要选拔一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干部，共120多名，将来如果有10个、20个不合格的，也是不可避免的。有的同志一下子提到中央委员，他们是现有人选中比较优秀的。中央委员和顾问委员里都包括个别犯过错误、但在历史上对党作过贡献的同志，这样做有利于团结同志，稳定一部分人。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名单不能再加了，因为这次被提名的人多(三委600多名)而且彼此不了解，只能由主席团提名。
邓颖超说: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我特别满意中青年干部进的多，大会应该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但不能道听途说，似是而非。
徐帅说，决议好坏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人，事在人为。他认为，中央顾问委员名额不能再增加。李井泉很诚恳地表示，他身体衰弱，说话不清，当不了顾问。
主席团分组讨论时我分在第一组，杨秀峰、张启龙带头表示不当顾问，愿意为废除终身制开道。
李锐介绍:55岁以下进中央委员会的12人，都作了非常详细的调查。“文革”中表现好的27人，比较好的52人，一般的22人，只有3人有问题:文化程度为大学的58人，中学50人，小学4人;解放前入党的47人，“文革”前入党的63人，“文革”后入党的只有2人;家庭出身于工农和革命干部的60人，其他劳动人民23人，削阶级16人。
北京代表团召开全团会议，讨论了小平同志重要讲话、十二大报告和修改党章草案。我先作了简短的发言，讲了报告中感触最深的五点:六年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有最大的功绩；二十年奋斗目标具体化了，翻两番，是力争;把建设精神文明提到应有的高度，不仅是保证，而且是目的;外交政策的立足点是独立自主，指导思想是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从而摆脱外交上的被动，有利于争取和平;整党，三个根本好转应从党风好转做起。
接着，我又讲了两点:在六年中，起决定作用的是老同志:今后，胜利的保证也要依靠老同志做中流砥柱。我又说，问题不在于能不能翻番，而在于我们的经济体制是否能改革，能不能把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我们的生产力固然落后于社会发展的要求，同样生产关系也存在既适应、又不适应的问题，所以党章中对主要矛盾的表述很正确。
关于经济发展我讲了三点意见:总产值要翻两番，电力也必须翻两番。政策要对头。前后十年要接。前十年速度太低不行。结论是经济要振兴，电力必须先行。我的发言要点被整理到了大会简报中。
食品厂厂长李锡春作了一个很生动的发言，大声疾呼基层干部的困难，反映轻工行业待遇低。
5日下午，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三次会议，胡乔木就十二大报告的修改和党章的修改作了说明。他说，代表不能实行常任制，因为又多一个体系，很难应付。又说，不一定要实行任期或年龄限制，只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就可以避免毛主席晚年所发生的失误。大家举手通过了，准备第二天提交全体会议表决。主席团会议通过三个酝酿名单，提交代表讨论。
6日上午，传达胡乔木的讲话录音，并演示电子计算机处理选票系统的录像。下午3时，十二大召开全体代表大会，通过十二大报告和新党章，然后叶帅和陈云都做了简短的讲话。陈云专门讲了新老交替问题，中心意思是要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中青年干部要德才兼备，德重于オ，其中五种人不能提拔，即造反起家的、帮派思想严重的、打砸抢分子、反对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路线的、严重违法乱纪的人。
8日下午，召开全体大会对三个委员会的委员进行预选，使用电子计算机，但结果不公布，只向主席团常委汇报。
9日上午，召开主席团会议，胡耀邦传达前一天晚上主席团常委会的意见，对几位候选人进行了调整。
10日上午，十二大进行中央委员和中顾委委员的选举。实际参加选举的代表1575人、有效票1574张。在中央委员的选举中，中央几位领导同志邓小平、邓颖超、叶剑英、胡耀邦、陈云、赵紫阳、李先念、杨尚昆均以高票当选。我作为中青年干部的代表人物，也以1567票当选为中央委员。
我当选中央委员后，写了几句话自勉: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有理有节，不要以势压人，对上对下都一样，态度和蔼，耐心说服，处处严格要求自己。
11日，十二大举行闭幕式，选举中央候补委员和中纪委委员，结果是全部当选。至此，十二大选出十二届中央委员210人，中央候补委员138人:中顾委委员172人;中纪委委员132人。李先念致闭幕词，勉励新进中央委员会的中青年同志，戒骄戒躁，谦虚谨慎，并努力负起责任。下午，召开十二届一中全会小组会。
12日上午，十二届一中全会继续进行小组会，酝酿中央领导机构。下午，召开全体会议，选举中央领导机构。
13日下午，十二届一中全会继续开会，批准中顾委和中纪委的领导人员名单，胡耀邦对今冬明春工作作了部署。
十二届一中全会闭幕后集体照相，代表、三个委员会委员共2000余人，阶梯不够站了，在地上还坐了两排。会后，政治局的同志接见新当选的39名年轻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是:王兆国、王崇伦、伍精华、李鹏、李瑞环、张寿、陈希同、郝建秀、铁木尔・达瓦买提、崔乃夫。中央候补委员是:郑光迪、彭土禄、年得祥、胡平、胡锦涛、杨析综、金宝生、朱训、吴文英、梁栋材、于振武、朱厚泽、李慧芬、杨岭多吉、刘贵谦、孙维本、卢功勋、张万年、王忍之、魏金山、李铁映、李淑铮、何光远、聂奎聚、何竹康、宋健、邹家华、李际均。
陈云拉着我的手说:多年不见了。李先念说，久仰，久仰。邓小平说:你爸爸是李硕勋，我们熟得很。聂荣臻说:你妈妈身体可好?从我开始，每个人都和中央领导同志握了手。
到国务院工作
1983年6月4日上午，我到水电部上班，处理一批文件。部值班室通知，新华社记者要来采访并做专题报道前一天晚上.我去李锐处，他已调中组部任青年干部局局长。他说我有可能到国务院工作但没有透露担任什么职务，我也没有间新华社记者的采访，进一步证实了有这件事。
6日下午，接到中办通知，要我列席7日下午在怀仁堂召开的中政治局常委和中央书记处会议。这是我第一次列席中央政治局委和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七五”建设的规模问题。邓小平提出，在人大会议后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文件为(集中资金和物资，保证重点建设》。在会议讨论过程中，胡耀邦点名要我介绍一些电的情况。我说，在“六五”计划中，电力是按每年400万千瓦安排的，还不能做到与用电需要同步。第一次参加会议，我没有多说话。会议期间，郝建秀和李汉平都向我祝贺，习仲勋书记对我说，我被提名为副总理已不是什么秘密。
8日上午，水电部召开党组会。李化一传达了政协党员会议上讨论通过的中央在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出的国家领导人名单，其中副总理有我和田纪云，国务委员有宋平、吴学谦、王丙乾。据说中央在征求民主人士对新一届政府领导人意见的时候，无党派人士程思远有个发言说，李鹏经验丰富，又在苏学习6年，是好评之意。下午，新华社记者来照相。晚上我回到妈妈家，还收到无锡送来的衣服，正好用于出席第二天晚上的宴会。
9日晚上，我参加了国务院招待金正日的宴会。金正日是金日成的长子，40多岁，言谈之间颇有接班人的风度。总理向金介绍:李鹏和田纪云同志已被提名为本届政府的副总理。席间，我问田是否知道，他说，对我的提名他知道，民意测验时他还投了我一票，对自己的事则一无所知。11日晚上6时半，金正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答谢宴会。耀邦同志出席，金正日和胡启立同志分别致辞。
对于我可能去国务院工作之事，钱正英可能还不知道。6日上午我和她交换意见时，她还对我说:“埃及电力部邀请我部于1983年12月举行第二次会议，我希望你能去一趟。”第二天上午，我和钱正英部长谈话，她说:如果调你到国务院工作，希望你对水电部的人事安排和工作提出一些意见。我说:赵庆夫副部长协助钱正英主管电的工作，可任党组副书记，推荐50岁以下的张亚圣、史大桢为副部长，贺毅任水电总局局长;电力管理体制逐步做到政企分离，大的电站、项目、电网归中央，县以下的供电可下放到地方:水电施工和设计分开，施工不一定搞一统天下，水电部队、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和水电总局可推广设立代表处的经验:部机关办好三件事，一是建设调度楼，二是办好《中国电力报》，三是办好电力医院;上海和北京两所电校可办大专班，管理学院要选有学问的人当校长，推荐沈根才同志。15日，又商讨了提一名管电的副部长的问题，王林和赵庆夫都同意考虑姚振炎。我同意，同时认为姚至少应进部党组。
19日，贺毅来访。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都已批了基建工程兵水电部队归水电部党组管理的文件，从7月1日起基建工程兵水电部队移交水电部管理。我们商量，由贺毅任水电部队主任兼党委书记，崔军、翟益涛、汪成杰任副主任，孙华峰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这段时间我也在考虑秘书人选问题。李世忠，为人正派、谦虚，政治上比较成熟，但谈话时他对给我当秘书有些顾虑，主要是觉得自已年龄偏大。后来华北电管局局长李寿祺来电话称，李世忠经考虑愿意随我去国务院工作，一切听我的决定。另一名秘书人选郑怀生，是学英语的，现在水电部外事司工作。我认为还需要补充一名秘书，我找姜云宝和毕玉璞谈了话，他们都是技术型的。
我一边交接工作一边考虑家庭生活安排。我和妈妈谈妥，为工作方便，以后每天就到妈妈家里吃晚饭，直到大琳从捷克斯洛伐克回来。我找三个孩子小鹏、小琳、小勇谈了话。职务变了，对孩子们要求要更严，并对三个孩子约法三章:在家里住就要遵守家里的规矩，不得夜出不归。每月要交10元生活费，但父母不会花你们的钱。不能向人家借钱、传递信件和接人家的礼品。
17日，新华社记者和《经济日报》记者丁士相继来访。他写了 篇对我的专访，新华社的稿子是准备向国外发的。19日下午，我心情很平静，重新整理了报上发表的相片。到那时，我还没有收到出席全国人大会议的通知，也许决定人选时并不要本人在场。我既非全国人大代表，又非列席人员，不通知也是很自然的。20日下午，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任命万里、姚依林、我和田纪云为副总理。《人民日报》18日至21日陆续刊登了新一届国家领导人的照片，我也在其中。
图文资料来源：《李鹏回忆录(1928-1983)》，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电力出版社2014年7月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