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记者“卧底”骚扰电话源头企业,内幕触目惊心

2019-08-09 16:53:38 
您想知道不胜其烦的贷款电话从哪里来的吗?您想知道你的电话怎么那么多人知道吗?    



近日,记者“卧底”骚扰电话源头企业,发现每天有大量骚扰电话从这里打出,成千上万条含有个人姓名、住址、工作单位等详细信息的“文件”在大量微信群内“裸晒”,公民个人信息泄露已成一条地下黑色产业链。  


 


入职先办卡,一人一天得骚扰2000人  
 

 
未经本人允许,接到的营销或诈骗类电话均属骚扰电话。2018年7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3个部门印发《综合整治骚扰电话专项行动方案》,决定自2018年7月起至2019年12月底,在全国开展综合整治骚扰电话专项行动,工信部也曾先后约谈运营商及骚扰电话问题突出企业。  


近日,记者通过一家名为“北京中邦富通金融服务外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邦金融”)的面试,成为一名电话推销员。该公司主要通过拨打电话推销贷款业务,并按贷款金额3%收取业务费。  


为避免屡被投诉、标记,推销员需不断更新号码。负责人会为新入职员工统一办理170号段电话卡。记者被安排在一个约60人的电话营销团队。一台电脑和多部电话成了每个推销员的“标配”。  


“一个大单,三年吃穿”,这是公司内流传的一句话。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员工告诉记者,他平均每40分钟能拨出250个号码,一天2000个电话。即使是刚入职的新人,每天至少要打出600个才算合格。  


按公司要求,记者以“是否需要贷款”为内容拨打了300个指定电话,但多数被直接挂掉和拒接。公司销售负责人安慰说,运气不好打300个不开单很正常,“坚持不懈才会有客户”。  


记者注意到,另一家名为“深海教育”的培训机构近期招聘信息投放较多。于是记者前往“卧底”,不想遭遇了“军事化”管理。  


其销售部门共分12个“军团”,每个“军团”下又设多个小组。在这里,个人信息被分为“首咨”和“公海”两大类,“首咨”即从未被骚扰过的新信息,只有老推销员才能拿到。“公海”是曾被骚扰过但未成功的旧信息。推销员每天最多可从“公海”里拿600条。  


记者注意到,这家机构已引入了“AI呼叫”。只要登录“螳螂教育云”再点下鼠标,骚扰电话就自动通过microsip软件拨出,这些拨出的电话均为北京地区座机号码。  


 


“加恐”“截杀”流水作业,拒接也难脱身      


为提高中单率,推销员们还要经过整套“话术”培训。  


记者所在的“中邦金融”一般会选择“熟人拜访”话术,内容模板多为“哥/姐你好,我是中邦的小王,咱这贷款考虑得怎么样了?”被拒后可说“那咱加个微信呗,您有需要随时联系我。”对于明确拒绝的人,推销员还会不停地求加微信。  


在“深海教育”,记者每天跟随“军团”开早会,设计问答,统一话术。记者为此经历了包含“开场”“探需”“加恐”“截杀”等八个流程的标准化培训。“加恐”是为了制造焦虑,即强调所推产品有多重要。“截杀”即确定一个截止时间,催消费者赶紧交钱。一般两者配合使用。如遇“暂时没钱”的人,推销员还会不断强调“支持信用卡、花呗支付。”  


推销员会将所有被骚扰过的人分类标记:A意愿强烈、B需多次回访、R放弃。但记者查询通话记录发现,多数明确拒绝的人仍会被标记为A。  


公司规定,只有连续拒绝三次以上、多次破口大骂、空号和停机的消费者才能标记为R,但如标记R太多,推销员就会被负责人约谈。因此,推销员从“公海”获取数据时,即使被标记了R的人,他们仍会锲而不舍地骚扰。  


 


是谁卖了我们的信息      


调查发现,一些互联网巨头、银行和房产中介成了信息泄露背后的始作俑者,公民信息成了谋利手段。  


“中邦金融”的一位中层向记者透露,公司的数据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银行,特别是曾贷过款的银行客户;二是房地产中介,比如我爱我家、麦田、链家等公司的一些客户经理,拿着“资源”跳槽而来。  


调查发现,这些个人信息的泄露程度,十分惊人。“中邦金融”提供给记者一份含有3146条个人信息的“名单”,这个名单上赫然包含了公民的姓名、电话、工作单位、房本信息等具体内容。像这样的文件,在公司内部微信群中,每天源源不断、快速流转。  


“深海教育”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公司的“资源”主要来源于百度等一些知名互联网企业。  


随后,记者在百度随机检索“心理咨询师”等关键词发现,弹出内容多为培训广告。“点开这些推广信息后,你个人信息就可能直接流入培训机构的数据池中。”一位知情的推销员说。  


为印证这位推销员的说法,记者以一家少儿培训机构的名义与百度有关方面探讨合作。对方答复,一条个人信息的“进价”约100-150元,具体需求均可订制。“可做推广引流,百度建立后台,家长填过电话信息以后,信息马上就会到您那边。”  

 




记者手记    



骚扰电话引发的“愤怒与无奈”



来源:新华社北京8月7日电

记者:冯松龄、张海磊 ,参与采写:王阿童 

 

骚扰电话的背后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他们或许是年轻人,或许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他们或因此而愤怒,或因此而无奈,而所有这一切,都拜不光彩的利益所赐。 

 

上进的年轻人 

记者在北京深海云课堂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海教育”)卧底期间,见证了这样的一幕:一位年轻人已经被多次骚扰,被吹得天花乱坠的培训,对他来说十分昂贵,但他心动了,犹豫不决。 

 

对于这种情况,推销员便不断强调“我们可以分期,可以用花呗,可以信用卡,或者您先付500元定金,开课了再把钱补上”。此时,我看到,销售主管就站在推销员的身后,不断给推销员施压:“一定要让他今天交钱,哪怕先少交一点。一定把‘截杀’给我截死了,就是今晚6点。” 

 

“截杀”是这个圈里的一个专业术语。拿这个培训机构举例来说,就是编造一个活动,例如“周年庆”“老学员回馈”,配合“原价4000元的课程现在只要2000元”的优惠,同时这个活动今晚6点就要结束了。不少消费者面对“截杀”时会下意识地陷入焦虑、紧张,最后交钱。 

 

我想,此刻在电话那边,是一个还没有多少积蓄的年轻人,他渴望着美好的生活,并打算为之奋斗。可是他不知道的是,他付出时间和金钱后最终只能换来一张毫无用处的“证书”,他的进取心最终成就了别人谋取不义之财的门路。 

 

哭泣的老人 

 

记者在北京中邦富通金融服务外包有限公司“卧底”的时候,有个接电话的听上去应该是一位老人。还没等我自我介绍完,他就发火了:“你们究竟是从哪里搞来的我的电话?有完没完啦!”在记者沉默之际,老人用颤抖的声音继续说道,“我这一天天的,家里的人一个个的都……你们每天不停地骚扰……”说到最后老人的声音已经带着哭腔。 

 

或许这位老人正面临着许多痛苦的问题,在垂暮之年或许只求安宁。记者不知如何面对,只能说声抱歉,然后赶紧挂掉电话。 

 

此时,“领导”立刻安慰记者说:“没关系的,电话打多了就会习惯了。”


我看到身边许多话务员都在“淡定”地“忽悠”着,对方可能是疲惫的中年,可能是刚怀孕的妈妈,也可能是涉世未深的学生。 

 

而我,引爆了一个老人的情绪,在他的苦恼中又撒上了一把盐。 

 

挣扎的推销员 

 

频繁拨打骚扰电话、买卖公民信息已经涉嫌违法。那么电话推销员们和外呼公司的负责人如何看待自己的行为呢? 

 

显然,大多数人也都知道打骚扰电话是有悖良知的。而对此,外呼公司用“洗脑”培训和高额提成消解了推销员的犹豫。 

 

这家金融公司的一位中层领导一直自欺地“坚信”,自己是在帮助别人:“万一真的有人需要贷款呢?或许就是我们的一个电话,帮了一个人,拯救了一家公司。如果连你自己都不相信,又如何让别人去相信?” 

 

而如“深海教育”这样的一些培训机构,则会在新人入职培训的时候不断强调自己的证书多么厉害,自己的师资力量是多么强大,即便这些所谓的“教授”在知网上没有任何信息。 

 

在记者卧底期间,一位推销负责人离职了。他告诉记者,离职的原因是:“证书就是骗人的。公司就是用很高的提成吸引推销员进来,但实际上能赚到钱的人并不多。” 

 

记者想,他的内心经历了怎样的挣扎和犹豫,才最终下决心离开。 




 

怎样铲除电话骚扰“毒瘤”?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治理骚扰电话的难点在于其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黑色产业链”。在这项“产业”中,涉及非法买卖个人信息的企业或个人、开发电话骚扰程序的企业、实施电话骚扰的企业、有意无意监管缺位的运营商等。  
     
 
独立电信分析师付亮告诉记者,运营商是连接电话骚扰行为的企业和被骚扰用户之间的关键一环。对骚扰电话进行预防和管理,是运营商义不容辞的责任,他们本应该利用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加强数据共享能力建设,提升骚扰电话识别和拦截能力。   
   
但骚扰电话的问题存在了许多年,部门约谈运营商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会得到比较良好的整改效果,可时间一长,各种骚扰电话又“蜂拥而至”。   
   
中央财经大学数字经济与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法学院副教授刘权说:“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在于运营商对骚扰电话盛行的放任,以及为了盈利而放松审查用户资质。”   
   
刘权建议,应当将相应的惩戒与约谈结合起来,使得整治骚扰电话不力的运营商受到惩罚,保障实际效果。   
   
与此同时,还应该从重处罚骚扰者以及受益商家。记者了解到,刑法规定,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刘权建议,应该进一步落实个人信息安全保护制度,严厉惩处非法买卖个人信息的行为,在源头上打击骚扰电话现象。   
   
刘权认为,在对骚扰电话问题进行治理的过程中,仅仅依靠一个政府部门是不够的,需要形成社会各方相互配合的机制,各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对防治电话骚扰问题进行联合协助和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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