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9日是第16个国际反腐败日。今年以来，中央追逃办着力开展重点个案攻坚，深入开展“天网2019”行动。天网2019的追逃追赃成绩单也于近日公布。
记者从中央追逃办获悉，今年1至10月，全国共追回外逃人员1634名，其中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741人，包括“百名红通人员”4人，追赃金额约29.54亿元人民币，追回外逃人数同比增长69%，追回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人数同比增长201%，追赃金额同比增长288%。“天网行动”开展以来，全国共追回外逃人员6690人，追回赃款151亿元，“百名红通人员”已到案60人。这60人从全球19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其中，从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西方发达国家追回的有40人。美国最多，为16人；加拿大有14人。
“天网”行动是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于2015年4月部署开展的针对外逃腐败分子的重要行动，“猎狐行动”是由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的专项行动。此外对于海外追逃还有一种国际通报 ，俗称“红色通缉令”，是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的。它是应特定国家的申请，针对需要逮捕并引渡的在逃犯作出的一种通报。
回到天网2019的这份成绩单，我们看到这几个数字比较醒目，今年1-10月全国共追回外逃人员1634名，其中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741人，包括“百名红通人员”4人，追赃金额约29.54亿元人民币。
这几个数字和之前相比如何呢？追回外逃人数同比增长69%，追回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人数同比增长201%，追赃金额同比增长288%。2019海外追逃追脏的力度可见一斑。
和追逃相比，追赃为何更难？追赃金额增长3倍，背后有哪些原因？今年海外追逃追赃形式比去年有怎样的突破？
先来关注数字上的变化，从天网2019成绩单来看，追赃的比例要比追逃增长得更多，追赃力度更大。今年“百名红通人员”中的四人到案，均退回了赃款。今年5月28日、29日，第57、58名“百名红通人员”莫佩芬和肖建明相继回国投案自首。办案人员严格依法对涉案资产进行了查封，同时利用执法合作、适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刑事司法协助等多种手段，追缴外流赃款。在法律震慑和政策感召下，莫佩芬、肖建明两人在回国投案的同时主动退赃。一个月后，外逃18年的“百名红通人员”、职务犯罪嫌疑人刘宝凤回国投案，并积极退赃。9月11日，“百名红通人员”、职务犯罪嫌疑人黄平回国投案，并积极退赃。
今年到案的4名“百名红通人员”，均在回国投案的同时，选择积极退赃。
贪官外逃，往往伴随大量资金外流。来看第一个问题，追赃为什么比追逃更难？贪官外逃并不是“灵机一动”的突发作案或偶然作案，而是经过长期处心积虑，往往是先把家人送出去，然后通过各种渠道，资产转移出去,购置房产和股票，或者另开银行账户。这样一来，这些钱就变成了他们的“合法资产”。这让有关部门追回赃款时困难重重，大部分赃款流失境外。因此我国追逃的同时，追赃也在同步发力。
除了看到天网2019成绩单上每一个数字的增长，今年我国海外追逃追赃的方式上也有了一些突破。
今年10月17日，国家监委与联合国签署反腐败合作谅解备忘录，进一步推进双方在预防和惩治腐败、资产追回、信息分享和交流等方面的务实合作。这是国家监委成立后首次同联合国签署反腐败合作文件。
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纪检监察机关成为职务犯罪追逃追赃案件的主办机关。今年，纪检监察机关首次正式牵头开展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一批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选择回国投案。4月，外逃25年之久的职务犯罪嫌疑人袁国方回国投案，其犯罪所得赃款被追缴。10月，外逃仅两个多月的职务犯罪嫌疑人、安徽省蚌埠市民政局原局长凌建东主动回国投案，并积极退赃。
今年，国家监委还首次牵头开展境外集中缉捕行动，国家监委、公安部有关部门通过执法合作，提请柬埔寨执法部门开展集中缉捕行动，将藏匿在柬埔寨的4名职务犯罪嫌疑人和重要涉案人缉捕归案。
防逃方面，一方面完善“人、钱、证”管控制度，在审查调查工作中嵌入防逃程序，另一方面适应监察体制改革要求，将国有企业、金融机构、基层自治组织等单位的新增监察对象全部纳入防逃范围，实现防逃全覆盖。
追赃的增幅大大提升，有赖于两方面的制度建设。一方面，国内相关法规更健全，赃款赃物更难出境，依法应冻尽冻、应收尽收；另一方面，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多国推动建立涉案赃款查找、冻结、返还的合作机制。追赃的增幅大大提升，说明了我们的方向和方法都在发生重要的变化。只有人赃并追，才能彻底打消外逃人员的一切幻想。幻想着自己归案，把赃款洗白留给家人继续逍遥，此路再也不通！也只有人赃并追，才能有效挽回权益人的实际损失，法律的追究有名有实，才能更好地彰显一追到底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