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龙门造像记诞生以来，人们逐渐习惯把这种粗放朴拙的书风作为北魏楷书的代表。但随着清代金石学的发展，洛阳周边北魏墓葬不断发掘，金石学家和书法家们又发现了北魏楷书的另一种风格，即精致的北魏墓志书法。
《元晖墓志》局部
《元晖墓志》全称《魏故使持节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司空公领雍州刺史文宪元公墓志铭》。北魏神龟二年（公元519年）刊石，原石现存西安碑林。为北魏书法代表作之一。此志为北魏墓志中的精品，书写极为娴熟自如，清雅超脱，因此志书刻是北魏晚期，已基本摆脱了剑拔弩张的弊病，充满了平和之气。
墓志是安置于墓室中的刻石，镌刻有墓主人的家世与生平等相关内容，由于刻制完成后即随亡主一起葬入墓室，故一般情况下不被世人所知。其书刻的内容对于了解墓主人的身份、活动，乃至于社会历史以及彼时书法的面貌，都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北魏《元倪墓志》局部
北魏《元倪墓志》，全称全称《魏故宁远将军敦煌镇将元君墓志铭》。北魏正光四年(523年)二月刻。楷书。19行，行22字。纵74厘米，横73．5厘米。民国初年在河南洛阳姚凹村出土，现藏上海博物馆。元倪为魏太祖道武皇帝玄孙，此墓志虽未署作者名，但透过刀锋可看到秀逸精健的笔锋和原书耐人寻味的笔意。书家和刻工均具有颇高的书法功底，同时也凸显了当时的时尚书风，对研究书法史具有重要的价值。
由于东北部鲜卑族势力的不断扩大，形成了与东晋、南朝相对峙的北方王朝——北魏，而后又在孝文帝的坚持下迁都洛阳并实施汉化政策，其中两个举措与此时期的书法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是朝廷下令，不管什么身份，上至皇亲国戚下至平民士兵，死了之后必须就地安葬，所谓“落叶归根”对来自北部的鲜卑人而言已成为不可企及的奢望，此策直接导致北魏时期在洛阳周边形成了大量的墓葬，给后世留下了数量可观的墓志书法。二是皇室将过去的姓氏“拓跋”改为“元”氏，以示与属地汉人的同一，故今天所见北魏墓志中大量的元氏墓主，实际上都是北魏的皇室成员。
北魏《司马景和妻墓志铭》局部
全称为《魏代扬州长史南梁郡太守宜阳子司马景和妻墓志铭》，又称《司马昞妻盂敬训墓志铭》。北魏 延昌三年(514)正月刻，楷书，20行，行21字。原石已佚。清乾隆二十年河南孟县八里葛村出土，是北魏墓志中的代表作品之一。多用方笔，锋芒毕露而不失于纤弱；结体逸宕而富有韵致。
由于王公贵族的身份地位和财力物力，使这些墓穴建造得十分考究，从出土发掘的情况来看，完全有理由相信其建造并非一般工匠所能，里面的墓志书法也与同时期的造像记书法风格有一定的差异，特别是书写和镌刻的精致性，较为充分地体现了毛笔的趣味与特性，远非缺少文化的下层人士所能书写。正是这样，这些墓志书法或是更接近北魏时期贵族与文士的实际书法面貌，体现了较高的书写技术和审美水平，也更能反映北魏楷书与三国两晋楷书、与隋唐楷书的互为关系。
北魏《李颐墓志》局部
北魏《李颐墓志》，未见著录。正书，计三百八十二字。北魏正光元年（520）刻。此书结体端严峻整，用笔方劲。是北魏墓志中的佳作。
墓志书法中不少元氏如元瑛、元晖、元倪、元怀墓志以及张玄、李璧等墓志均为其中的上乘之作。《元瑛墓志》，又名《长乐公主元瑛墓志》《高猛妻元瑛墓志》，北魏孝昌二年（公元526年）所刻，墓主为孝文帝之女，20世纪40年代在洛阳被盗出土。其书法结字略扁，但有开张之势，在运用方笔的同时完美体现了线条的圆润与弹性，可谓刚柔相济，书刻俱佳。此外，北魏书法史上绕不过去的名作之一《张玄墓志》，全称《魏故南阳张玄墓志》，清代时因避讳被称为《张黑女墓志》。刻于北魏普泰元年（公元531年），但原石不知何时佚失，今仅存何绍基所藏拓片孤本。书写与镌刻都有极高的水准，堪称北魏墓志的巅峰之作。其书写结体偏扁，用笔方圆兼顾，气息高贵文雅，自现世以来受到何绍基、康有为、包世臣等高度肯定和推崇，成为后世学习北魏楷书的重要范本。
《元瑛墓志》
《张黑女墓志》
从文字发展的角度看，楷书在汉末三国时已经成型。当然，我们可以将此后南北朝和隋唐的楷书分为两种类型，即魏楷和唐楷，但很难把两种类型的书法排出高低座次。虽然从历史过程来讲，魏楷是楷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一种类型，但就其艺术本体语言而言，无论是结体、用笔还是书风，都已经非常成熟，完全可以比肩于后来的唐楷，两者不同的只是风格以及被后世经典化过程中地位认定的人为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