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江纪事｜杜凤治 ：现实版的“官场现形记”

杜凤治广同治十三年（1874年）五月出任罗定知州，到光绪二年（1876年）三月底卸任，在任两年，罗定是直隶州，下辖两个县，规格比散州要高。在清朝制度来说，州县官指知县与散州的知州，直隶州知州的地位介乎于知府与州长官之间。杜凤治在他宦粤期间写的日记共四十册，350多万字，名为《望凫行馆宦粤日记》，他在首任罗定知州期间写的日记共七册，分别为第二十八册《由南海调署罗定州日记》；第二十九册《署罗定直隶州正堂日记》；第三十册、三十一册、三十二册《罗定州廨日记》；第三十三册《罗定州署日记》；第三十四册《权罗定州事日记》；共约60余万字。他的日记记录连贯，记载详述，有趣细节多，是真实和非常有价值的史料。尤其是他在日记中对情节的观察和思考，既详细、生动和入木三分，作为史料来说十分可信，有不少是后来地方志也未见有记录，比如办案，几乎所有档案，公牍都做过加工。杜凤治日记，不但更真实反映了杜凤治作为州县官如何办案，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他为何如此办案，即他在办案时的思考。可以说，杜凤治的日记史料价值甚高。

清朝体制，州县的政务包括教化、考试、征收、缉捕、听讼等一整套管理制度。杜凤治在罗定任知州时，要亲自主持科举最低一级考试（州试、县试），还有催征、听讼的权责。他日记中写得最多的是各类大小诉讼案件。按照清朝的律例规定，州县官司法权有限，但从他的日记所述，州县官可以随意罚款，随意刑责、拘押，甚至可处决犯人。立毙杖下、磨死、站笼示众，甚至不见于史籍的“钉人架子”，杜凤治经常违背《大清律例》，不顾案情办案，亦会有他的“法外考量”。

两年时间，他收到的呈禀和拦舆不少，审理案件百多件，其中亦有积案。罗定讼棍多，案例有“谭木兴卖女案”、“张士惠、张燎光与张培秀争田案”、“ 张彬控范薛氏串谋拐卖胞婶案”、“梁宽杀妻案”等。他在日记插页中总结云: 至于抢劫掳捉之案尚属稀少，偶有控者亦多虚捏重情，希图耸听。命案已办未办约有四五起，而好勇斗狠、凶殴酿命之案，则东、西两县多于罗定焉。

州县中案件大都在州县中审理，这就是清晚期的“皇权下县”。杜凤治思路清晰、沉着冷静、善于决断、手腕敏活，很理性、有自制力，他审理案件值得一看。当然，省里还设置臬台一职，专管司法，大案仍要上报，但大都在州中断决。六九埇刘朝华牵头专控陈姓谋占刘姓祖坟，贿差捉人烧屋，饿死曾亚乙等情，上诉到省，新臬宪批要饬查核断。

据《民国罗定志》: 清代罗定赋税分为新垦地税、田税、地税、山税、丁口税五项共征银3423两多，后改征本色米5509石6斗，计折银5208两多，加上押铺税、杂税（含酒、漆、铁炉及墟地、山地等）、桂税等项目繁多。地丁税是清朝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征收地丁的对象是土地所有者，不管是士绅还是平民。征收地丁是州县官最重要、与自己利益最切身的公务。

在杜凤治笔下，可以看到，几乎没有自觉按时交粮的粮户，而长期积欠的却很多。杜凤治一年大概有三分之一时间亲自带队下乡征粮。下乡催征日数视该征粮数额与难度而定，据日记载，征粮队伍一般要在素龙驻2日，罗平驻3日、罗镜驻10日、太平驻2日、船步驻10日、塘驻2日、金鸡驻4日、苹塘驻4日、围底驻6日。当时罗定州在附城、素龙、罗平、罗镜、船步、金平（金鸡、苹塘之间）、围底都设有粮庄，一次乡征要离开州城数10天，征粮队伍阵仗很大，除了在乡镇常驻的粮书、粮差、册书和在征季节驻粮庄的征粮委员、征粮师爷、官亲等，队伍中还带“门、印、跟、茶号、三小、轿夫、执式、衙差、壮勇等几十到一百多号人。”到乡镇时大多临时借住庙宇，杜凤治平时挺仁慈的，不甚虐民，但到下乡催征时，有时也会变得凶狠起来。

在罗定州，主要通过“殷丁”催征。“殷丁”一词在“中国基本古藉库”和“中国方志库”中出现极少，罗定的方志完全没有提及殷丁。但杜凤治在他署理罗定州的日记中提及“殷丁”多达317次。

官绅合作是征粮的主要方法，士绅协助催征是不可推卸的，不管本人是否欠粮，往往被责成催完合族、全村之粮，否则会被惩罚，或者被拘押，甚至会向上司报告革除其功名。因征稂而引起的官绅冲突时有发生。殷丁可以逃跑，士绅却跑不了，通过征粮，士绅可以维护、扩大自己的利益，提高他们在族中、乡里的权威，州官也会维护士绅在地方上的权势。

杜凤治经常焚烧欠粮逃匿及抗粮者的房屋以作为惩罚与威慑的手段。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城庄蔡黄昌户黄姓花丁躲匿不出，杜凤治的“家人” 潘升带差往催，反被妇女多人持刀及粪秽物乱掷肆詈，杜凤治便派弁兵焚烧其后进及厢房两间。半月后，素龙有殷丁躲匿，粮务无起色，杜凤治大为生气，命安杜英带十名安勇前去殷丁家，如不见人，将其住屋焚拆，如遇妇女出头，则将其母或妻子年约四十以上者带回衙门押交，可不动其一草一木。焚屋时进去看明，留心有无小孩在内熟睡，有无辎重物件，如有，将其取出点交邻右暂为代收，俟粮清交还。并遍谕如殷丁不出，花丁抗纳，亦照此办。日记中载，道光年间罗定知州秀山早已用烧屋惩罚拖延和抗纳者。可知用焚屋恐吓催征是惯用的手段。杜凤治将有关征收钱粮的一些具体细节写进日记中，其他史籍却难得一见。

州县的政务应有教化和考试，杜凤治日记中也有大量有关的记述。罗定旧有罗阳书院，设在城内，因城内纷扰，后搬到南门外文昌宫（旧学宫地），称文昌书院，罗镜是分州城，建泷水书院。杜凤治任知州时，需要亲自主持科举最低一级考试（县试）。考上书院称入学，分为生员和童生，生员又称庠生，俗称秀才，不一定住书院上课。书院设有山长，一月有三次公开课。初三为官课，由知州或学正主讲，十三、廿三为馆课，由山长主持。杜凤治日记中大量记述每月官课，大都由他亲自出课题及阅卷与评述。有时参加课试的生童过多，杜凤治日夜阅卷，到放榜时，他都亲往，有时委学正代往，获奖生童数十人都记录下来，有时还会给参试生员设宴。光绪二年（1976年），杜凤治赴省前曾连续5次在贡院覆试，参试者五更即点名，因为来者十分活跃，从平常500多人增至1729人，超过80岁的就有11人。杜凤治于中堂设坐，亲自监试。五覆试时，有一老童生彭曜祖，85岁，作完交卷时发给四个面包，食了冷包突然中风昏迷不省人事，急救无效，半夜去世。杜凤治在日记中写道:“予闻之甚为惨悼，该老人不得终于家，予之过也。予初次点名簿上查得老童甚多，虽年岁未必真实，而八十、九十者，其为六十、七十必有多无少也。爰择其八十以上九十以上者八九人记其名，每次置之于一二三图，为彼皓首穷经不青一衿，虽其文未必佳，而其志则可佳且可悯，故予存心必令其覆终食酒席，而后回去乡间以覆终为荣，就馆亦易，脩金亦可加些些。予存心如此也，不料中风于贡中也，予之过失也夫！予之罪也夫！”杜凤治重视科场考试，而对平民教育、社会教育未见记述，不过，这些赴考生员，大都是乡间的教馆先生。

杜凤治对官场的一切都感兴趣，自己也不遗余力地谋取功名利禄，为当官补缺使出浑身解数。杜凤治日记中，通过亲友、同僚来往信件和上谕、文告和互见拜访等纪述了官员任免、官场内幕、中外交涉等，特别是上下级送礼和收授细节，小说《官场现形记》一书的内容都可以在他的日记中找到原形。在他日记中所记的人物数以千计，多数是不见于史籍的小官、幕客、书吏、士绅、庶民等。杜凤治很少以本名、全名、正式官名称呼官场人物，多以其字号、绰号、官名别称、官名别称之简称来记述。

杜凤治因避五月忌月，到任迟。他一到任，文武官员来贺，纷纷送上见面礼，其中西宁县令送到任礼100元，水礼30元，外门礼16元，其它官员送的礼也不少。考场也有收入，六月，太平张姓用钱买童试第一名，（门上分得200元，官得1800元），东西两县案首每处1600元，东安除去一路办差800元，应上解1000元，实仅解600元，西宁应上解1800元，实只解1200元。

七月，肇庆道台老太太生日，杜凤治送去洋银60元，干礼有寿帐、如意、熟罗、湖绉、桃面，并送戏一日；水礼12色，内有的珠油4瓶（杜凤治到罗定，认定罗定豉油和豆豉为广东第一，的珠是最好豉油，当时上等豉油每斤5分钱，豉油每瓶10斤，豆豉每包5斤）。另携十余瓶豉油配豆豉送道府和高要官员。道台戏言此次豉油太好，与佛山送来的大不相同，又说老太太最喜食罗定有一种香稻米，煮粥甚香软，罗定还有一种绿豆酒甚好。杜凤治后来专门采购送去。九月解省地丁银1000两、兵米600石、府米100石。随船带去酱油和豆豉送给各位宪幕，督署、抚署、藩署、臬署、运署、粮署、府署各官员11份，每份酱油10斤，豆豉10斤。各衙师爷亦另送。中丞生日，送土产的珠油两大坛，上等绿豆酒两大埕外，另配八色。

官员互相送礼和贪腐之事例甚多，但民不可告官，只可用白头帖（随街张帖的匿名告帖）揭示。杜凤治日记中就抄录有告中堂总督瑞麟、总督英宫保和东安知县的白头帖。

杜凤治在日记的夹页中，详尽评述他两年任期中所看到的罗定，包括有罗定现状、自然风光、地理环境、民风民情、物产和民俗。他想修复东门大桥，由于资金不足而无法做到。他对乡村溺女婴尤为关切，多方集资在罗阳书院设立助育女婴公局。他深悉民间利弊，将乡堡兴学不成归究于地方贫瘠。

杜凤治算不上贪官，他两年的支出用夹页置于日记本中。他下乡征粮时，沿途墟场店铺都悬挂“官清民乐” 灯笼并烧炮迎送。他卸任赴省，一连三天，有局绅及附城十六堡送牌、伞来送行。罗定协武营弁兵、南门外五街绅民店商公亦送镜、水、牌、伞各礼，沿路放鞭炮，罗镜、太平绅士连夜乘船赶来送牌、伞，也算是得到地方绅民的好评。

光绪三年（1877年）十二月至光绪六年（1880年）四月，杜凤治因身心不快，停废日记将及三年。光绪四年（1878年）十一月至光绪五年（1879年）四月，杜凤治复任罗定知州，可惜已无日记记述。杜凤治居家二年，续写日记，他在后来日记中补记，他复任时即开东西两县科试，东安案首取罗春芳，西宁案首取邱允升。杜凤冶再任罗定知州时，已经65岁，5个月后，他以多病为由即告老还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