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突厥学者列为始祖文物的《阙特勤石碑》的突厥文一面上，突厥可汗哀伤抱怨：为什么回纥要与唐朝合作而围攻自己，为什么草原族群总是要迁徙到中原去生活。
这是游牧社会不团结吗？不是。从地理气候上说，每当草原寒潮来临时，北方的游牧族群都会向南迁徙。从资源禀赋上说，草原地区所能承载的人口只是农耕地区的十分之一，游牧族群必须从中原获取粮食、茶叶、丝麻织品以维持生存和开展贸易。中原对周边族群强大的吸引力之一是先进的农业和手工业。与更北的族群愿意向西发展不同，漠南族群更想与中原融合。他们与中原共享着北中国经济交通网络，更容易在荒年获得粮食，更容易以低廉成本进行贸易，从而多次形成经济社会共同体。久而久之，从地理到经济，从民俗到语言，从文化到制度，1500年后，一个囊括东北亚的政治共同体最终形成。
游牧地区地貌
燕然山之战后，南匈奴深入汉土，在北方边郡游牧生息。由于汉朝怀柔远人的政策，他们不缴税赋，但要接受郡县制的人口管理。今天在宁夏、青海、内蒙、陕西、山西发现南匈奴墓地，既有汉式墓穴，又有草原的头蹄葬，青海还出土了受封匈奴首领的“汉匈奴归义亲汉长”的骆扭铜印，胡汉文化彼此交融。南匈奴南下前后，内迁的还有西北的氐羌、东北的鲜卑、漠北的羯人。三国后期由于中原人口剧减，魏晋不断“招抚五胡”。百年间，内迁的五胡约数百万人，其中，匈奴70万，羌人80万，氐人100万，鲜卑250万。西晋“八王之乱”后，北方总人口1500万，汉人只占三分之一。有人误以为“汉化”就是“同化”，是“大族群”靠着人口数量的绝对优势改变“小族群”的生活方式。但真实历史是，北方五胡族群不仅军事占优势，人口数量也占优势，完全可以按照老习惯“牧马中原”，完全可以“胡化”汉人，但他们却主动选择了一条“汉化之路”。
五胡族群之所以执著于“汉化”，是因为汉文明之精髓在于长治久安的超大规模政治体的构建。游牧族群虽具有军事优势，但若不是吸取了汉文明的制度经验，是无法战胜自诩“正统”的南朝的。“汉制”不是“汉人”的习惯法，而是一种无偏私的理性制度。夷与夏不是看血脉看习俗，而是看文明看制度。即便是汉人，不去继承发扬汉制精神，也会失去华夏传人的资格。
汉字——贵州龙字田
“汉化”不是“被汉人同化”的意思。西汉初期，没有“汉人”，只有“七国之人”。司马迁写《史记》时还用七国之人来描绘四方人民的不同性情。自汉武帝之后，“汉人”变成了“汉王朝子民”的自称。因为汉武帝将秦国的法家制度，鲁国的儒家思想，齐国的黄老之术与管子经济，楚国的文化艺术，韩魏的纵横刑名，燕赵的军事制度融为一体，形成了“大一统汉制”。从此，认同这种制度文明的人，就成了“汉人”。可以说，“汉人”是用政治制度建构“国族”的最早实践。这套制度虽由秦汉创造，却不再专属于中华世界，成为东亚古典文明遗产。汉字也不仅是“汉族的文字”，而是东亚古典文明的重要载体。因为建构大一统的经验教训都记载于汉文律典与史籍中，不学习就无法重建前行。
来源：中央社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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