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时期罗定籍的共产党员中,谭冬菁是一位屡经挫折、永不言败的职业革命家。他由邓中夏介绍入党,曾与叶挺并肩战斗,参加过“五卅”运动、广州起义,领导过西江暴动,辅佐蔡廷锴抗日和开展反蒋爱国民主运动,出席新中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参加开国大典。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而又鲜为人知。
追随邓中夏
投身大革命洪流
(晚年时的谭冬菁)
谭冬菁原名谭其满,1903年出生于罗定县附城谭屋冈赐禄村(现属罗定市罗城镇细坑村)一个耕读之家,父亲谭永棪是开明乡绅。1920年谭冬菁以优异成绩考入广东省立第一中学(广雅中学前身)。
谭冬菁入学第二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当时,省一中被人称为共产党大本营,各种新思潮、新学说在校内风行,有多名教师是共产党员,他们在校内建立支部、发展党团员,出版进步刊物,鼓动革命。谭冬菁在浓郁的革命气氛中,迅速成长起来。毕业前夕,他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接受老师的建议,报考上海大学社会系。
上海大学是中国共产党于1923年创办的第一所正规大学。这所大学秉承“传播革命理论,培养建国人才,推动革命运动”的办学宗旨,被称为“党的干部学校”,获得“文有上大,武有黄埔”的盛誉。当时社会学系有蔡和森、邓中夏、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等一批被革命青年仰慕的思想导师,他们能系统讲授马克思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谭冬菁因此慕名而来。
邓中夏时任校务长,他注重在优秀学生中发展党员。谭冬菁思想活跃,积极参与各项活动,表现出超强的组织能力和宣传鼓动能力,深得邓中夏喜爱和信任。1924年底,邓中夏介绍谭冬菁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上海大学最早的25名学生党员之一。1925年5月30日,上海 “五卅”运动爆发,谭冬菁总是走在游行队伍前列,既是组织者,又是宣传鼓动者。
由于革命形势发展迅速,1926年7月,党组织同意谭冬菁提前肆业,前往日本留学。1927年夏回国后,他被党派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任师部组织科科长。他与叶挺由此认识,并成为莫逆之交。
领导西江暴动
参加广州起义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广州国民党反动派又发动“四·一五”反革命政变,接着,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西江重镇肇庆也发生了“四·一六”反革命大屠杀。
面对国民党背叛革命,大开杀戒,共产党人没有被吓倒,1927年8月1日,举行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为策应南昌起义部队南下,1927年8月20日,中共广东省委在香港召开会议,制定了广东省武装暴动计划,决定成立广州、西江、北江暴动委员会,谭冬菁临危受命,被委任为西江暴动委员会总指挥之一,参与领导西江暴动。由于当时正处白色恐怖之中,谭冬菁化名谭涤宇,在暴动前赶到高要县黄洲村临时指挥部驻地。9月下旬,南昌起义军进入粤东后,西江南北两岸的暴动按照计划进行,给西江地区的国民党反动派予以沉重打击。
西江暴动后,广东省委决定继续举行广州起义。为了加强起义的领导力量,省委又派谭冬菁到驻广州的第四军军官教导团担任政治教官。教导团曾由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兼任团长,是一支由共产党直接掌握的部队,1000多名官兵中,有200多名中共党员,团内设有中共党委。经过战斗洗礼后,谭冬菁已经具有从事政治斗争、宣传鼓动和思想教育工作的丰富经验。起义前夕,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亲自带着谭冬菁等人,再次进行起义的动员与组织工作。
1927年12月11日凌晨,教导团1000多名官兵同时宣布起义。教导团在起义总指挥叶挺的直接指挥下,迅速将驻在沙河的步兵团打垮,接着消灭了驻燕塘的炮兵团,天亮前回师市区,协同工人赤卫队攻占了公安局,并把起义总指挥部设在公安局大楼内。12日天亮时,谭冬菁与叶挺在指挥部会合,其后3天,一直协助叶挺工作。谭冬菁曾回忆“赤卫队没有服装,多短衣赤足”,起义过程,赤卫队员还要回家里吃饭。
参加“福建事变”,与叶挺再次“他乡遇故知”
(出席新中国第一届政协会议的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全体代表。前排左起:陈此生、蒋光鼎、蔡廷锴、李民欣。后排左起:李子咏、秦元邦、林一元、司马文森、谭冬菁。)
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受到很多不符合事实的无理指责,无奈之下,流亡海外。而谭冬菁也一度前往南洋。虽然身在异乡,但谭冬菁仍时刻关注国内消息。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谭冬菁立即返回国内,找到蔡廷锴,加入十九路军,后随部队开往福建。
淞沪抗战后,蒋介石继续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让十九路军攻打红军。1933年11月20日,蔡廷锴联合李济深等反蒋势力,发动福建事变,公开树起反蒋抗日旗帜,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与红军订立抗日反蒋协定。十九路军改称人民革命军第1方面军,谭冬菁任第5军政治部主任,还一度兼任福建省南平县县长。事变前,蔡廷锴等邀请叶挺做参谋,叶挺欣然前往福州。这样,他与谭冬菁重逢,大家都有“他乡遇故知”之感。
1934年1月福建事变失败后,谭冬菁与李济深、蔡廷锴等逃往香港。他们在宋庆龄的支持下,成立了以“联共反蒋抗日”为宗旨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叶挺应邀参加该同盟,并担任同盟的军事委员会委员,谭冬菁则在同盟军委担任秘书。这样,他与叶挺又在一起工作了。闲暇之余,叶挺夫妇常到谭冬菁位于九龙油麻地的家中做客。谭冬菁除了与叶挺夫妇分享妻子从罗定带来的美食,还与叶挺促膝谈心。1937年底,叶挺在武汉筹建新四军时,邀请谭冬菁一起参加抗日。
跟随叶挺参加新四军,皖南事变后曾把叶挺家人接到罗定家中居住
(谭冬菁故居)
1938年初,谭冬菁跟随叶挺从武汉到皖南,担任叶挺的随从副官。
叶挺是个很重情义的人,也是个很有才华的军事家和具有丰富作战经验的将领。但在新四军内,他的战略战术无法舒展,受到政委项英诸多掣肘,处境越来越尴尬,一度连正常的工作也无法开展。苦闷时,叶挺向谭冬菁倾诉心事,让谭冬菁先回乡治病,静待转机。皖南事变发生后,谭冬菁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愤恨不已,对叶挺的安危忧心如焚。
1943年底,叶挺被特务从桂林押到湖北恩施。叶挺夫人李秀文在桂林沦陷前,带着一家13口人,沿桂江、西江一路往广东逃难。1944年9月,日军沿西江进犯广西,李秀文带着家人先是逃到都城,后又搬到罗旁大冲口,日军侵袭西江沿岸时,他们又搬到离大冲口十几里一个叫“三亩窝”的地方,全家挤在一个山寮里。更不幸的是,住下几天后的一个中午,十几个土匪把他们赖以生存的财物抢劫一空。走投无路之际,他们遇到了从罗定赶来的谭冬菁。
原来,当时谭冬菁正在家乡组织民众抗日,他听到叶挺家属流落到郁南的消息后,立即联系谭启秀一起多方寻找。见到谭冬菁那一刻,李秀文和子女们如遇到久别重逢的亲人,大家激动得流下了眼泪。叶挺长子叶正大将军曾满怀深情地撰文回忆那段经历:“谭冬菁同志把我们接到罗定他的家里,把家里二层楼腾出来让我们十多个人住,床不够时就打地铺,总算安定下来。抗战胜利后,我们告别了谭冬菁一家,离开罗定县,搬到广州市居住。”
现在,谭冬菁这座二层小楼还在,门牌号码是较场顶76号。只是知道它是谭冬菁故居,而且住过叶挺家属的人已经寥寥无几。
辅佐蔡廷锴反蒋抗日及开展民主运动
蔡廷锴一直赏识谭冬菁的思想政治工作能力和写作能力。1939年10月蔡廷锴调任第26集团军总司令后,即任命谭冬菁为第26集团军政工工作队长。蔡廷锴闲居桂林及回乡居住期间,谭冬菁一直在蔡廷锴身边从事抗日及秘书工作。1944年,谭冬菁奉蔡廷锴之命在罗定组织民众武力抗日突击大队,任大队长。期间,他与林一元、谭明昭一起,协助蔡廷锴撰写自传。1946年《蔡廷锴自传》完稿后,谭冬菁又担任发行人,为印刷、发行事宜多方奔走。
日本投降后,1946年3月,谭冬菁和蔡廷锴、李济深等,在广州成立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提出反对蒋介石内战和独裁,建立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谭冬菁与李济深、蔡廷锴等10人担任常务理事。民促后来转到香港,继续坚持拥共反蒋。1948年夏,谭冬菁接受了一项神圣而艰巨的任务——代表民促前往云南协助万保邦(民革云南分会筹委会成员,国民党第60军军长)伺机起义。8月初,谭冬菁以香港云烟行商的身份飞抵昆明。1949年2月28日,万保邦领导的人民自卫军宣布起义,它有力地推动了卢汉起义,实现云南的和平解放。
新中国成立前夕,谭冬菁几经辗转到达北京,出席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1949年10月1日,跟随毛泽东等开国领袖,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1949年11月11日,谭冬菁被政务院委任为首批32名参事之一。新中国成立后,谭冬菁先后任广东省西江专署副专员、广东省农业厅副厅长、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政协委员、广东省民革副主委、民革中央监委等职。1987年,经中组部批准,享受副省级待遇。1988年8月19日,谭冬菁在广州逝世,享年86岁。
参考文献
[1] 段雨生、赵酬、李杞华,《叶挺将军传》,2009年辽宁人民出版社
[2] 陈大远,《罗定春秋》(民国卷),2021年金城出版社
[3] 谭冬菁等,《广州起义史料笔谈》广州文史资料(第6辑)
来源:云浮日报
通讯员:莫德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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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主编:区云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