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伟明
1978年生于广东普宁，2003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国画系，获学士学位，2009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获硕士学位，中央美术学院2018至2019年度访问学者，现为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讲师，广东省中国画学会理事。
低调创作十余年，广东青年画家陈伟明个展——“站在云霄上”，将于6月22日在北京798瀚艺术空间开幕，一举展出50余件近一年内创作的水墨画作。
陈伟明。
他的上一次个人画展，还要追溯至2007年。其时陈伟明旅居巴黎，以广州美术学院硕士生的身份担任“驻地艺术家”，先后在10•5画廊举办写生画展、在巴黎国际艺术城办作品展，备受画坛瞩目。但在2009年毕业留校之后，陈伟明逐渐自外于各种圈内活动。他告诉南都记者：“我觉得那时需要的不是社会认知度，而是沉浸下来，遵从自己的节奏，不断突破自己。”如今恢复办展，既是被朋友劝动，也是对于当前阶段的汇报，他说：“其实我想追求的那种状态还没完全呈现出来，但在慢慢靠近。”
若论学术根脉，陈伟明在同代画家中，称得上是博观厚积。他出身潮汕，因地缘承袭海派书画传统（过去，潮汕没有铁路和高速公路，不少人通过商行戚友的关系乘船到上海学画，学成后返回原籍开枝散叶，包括陈伟明的蒙师方时匡）；从附中到硕士，他又一路受教于广州美术学院，跟随现任中国画学院院长张彦，熟识岭南画派的笔墨情趣。此外，陈伟明读书期间还经常向林丰俗先生请教画学，在林先生的熏陶下，陈伟明致力于融生活与艺术为一的画学实践。
然而，陈伟明没有依从任何一宗，而是在多个国画体系之间“自行其是”，有独特风神。好友李若晴最欣赏他的不落陈规，形容其笔意萧疏简远，犹如熙攘市声中的一曲清澈之音。
广州美术学院教授、艺术评论家胡斌以其整体上的文雅、飘逸，将他从前的画风归入“传统意趣”。看到陈伟明最近展出的这批画作，他的第一反应是惊讶：“他现在的画面氛围变化了，有了更加浓郁的烟火气；笔下的人物形态多了一些幽默和调侃，甚至带有市井演义的感觉。”
新变化的发生首先与空间上的位移有关。去年9月到今年6月，陈伟明在北京中央美术学院访问学习，师从水墨艺术家刘庆和教授——上世纪九十年代，其与刘小东、喻红等同为“新生代”艺术家中的代表人物，注重对于社会现实的关注和体认。北京根底深厚的民间文化、与岭南异质的人文风土等，又是另一层面的滋养，令他的画作在书卷味之余平添了几分尘世感。
曾自谓“神清骨冷”的陈伟明，如今会用“如沐春风”来形容理想的艺术境界，不过那是北方的春风，不燥不腻，很清爽。
对话
“固执”父亲是推手
南都：有不少潮汕画家是自小习画，你也是很早就受父亲引导。现在回看，怎么评价这种培养方式？
陈伟明：我觉得首先还是自己有喜好，但是我父亲也挺固执的，他在旁边起到了一个推动和约束的作用。
记得是1984年，我们家盖一个房子，潮汕的那种民居就会雕龙画凤。我那时候上小学二年级，一放学就跑到工地那里，看见那些师傅在墙上绘画，觉得很有意思，就老拿着石头什么的在地上画，有时还偷偷拿师傅的颜料在地上涂来涂去。
我父亲可能在这里就发现了我这一点。房子盖好了之后，他就给我用木板架了个桌子，把毛笔、墨水这些都买了，又买了几本画册，像《芥子园画谱》、齐白石、八大山人、李苦禅什么的。他平时要在外面忙生意，每次回来都要检查我画了多少张。
我父亲应该从内心里面觉得，画画也是一技之长，也是为求生做准备吧。等到我小学毕业，他就给我休学了，把我送到我就来了广州，在广美的“升大班”（高考补习班）读了一年。当时我14岁多，同班同学都是高二、高三。我父亲陪了我三天就回去忙生意了，他走了以后，我自己就在蚊帐里面掉眼泪。
后面在那里学着，好像也挺快乐的，因为同学们都把我当弟弟那样看。有时他们要去北京路的新华书店，我就跟着去，或者在老广美一带的旧书摊前蹲着看连环画，看《美术》杂志、《江苏画刊》这些。初一、初二的暑假，我又回到广州读补习班，初三就考上了广美附中。
我自己想想，我能从农村走到这一步，除了我父亲经常会表扬我好以外，他身边那些朋友的鼓励也很重要。我还在上小学，有些人就请我画一张挂在自家墙壁上，会让我觉得很有成就感，干这个事情就越来越起劲。
南都：进了广美附中之后，你接触了哪些画种？有自己的偏好么？
陈伟明：那个时候是1990年代，学生很少，整个美院附中加上大学，可能都不超过500人，大部分人都怀有成为艺术家的憧憬，对艺术也挺有自己的看法。
附中规划的课程是面向高考的，我们以前考速写、创作、素描、色彩四科，所以素描跟色彩课最多。但是国画课、书法课都有，我肯定还是特别喜欢这些课程。然后水彩也喜欢，因为它那个笔是软的；速写也喜欢，因为速写都是用线条，跟国画还是有些关系。
我记得我中学毕业，考广美国画系的时候，速写那一科的分数考了98分，总分也是数一数二的。但是之前老师在班上经常批评我的素描，说我画得太平面化了，体量感不是特别强。现在想起来，很多东西在潜意识里都跟现在的面貌联系比较大。
呈现“不确定性”
南都：读你的近作，很难不注意到其中的人物。跟传统山水画中的人物相比，他们的情态看起来非常不同。
陈伟明：之前的山水画作品可能还是具体一点，比如说像李可染那样的，它是大漠落日、是万山红遍，还是“水晶宫”那种雾蒙蒙的质感（注：指李可染名作《雨中漓江》），就比较确定。但是我现在觉得，当你把这些情景具体化了以后，观众发挥的空间就少了。我更多地希望在画面里呈现一种“不确定性”，所以很多时候，画里的这些人物都不知道在干什么，有些就是蹲着，有些是站在那里。
其实目前在社会上有挺多这样的景象的。我在广州经常去江边跑步，看那些静止的人就是那样发着呆；在北京，这种状况好像更多；在乡下也一样。我自己也会。比如有时几个很好的朋友在画室里面聊着聊着，到了下午五六点，突然决定晚上一起吃饭，大家就出门了。结果到了美院门口，很多问题就出来了。到底去哪里聊天？环境行不行？菜做得好不好？你就发现不知道去哪一家。然后大家都在那里陷入沉默了，有人就坐在美院门口的台阶上，或者蹲在那里，有人就站在那里抽烟，可能半个小时就过去了，我们经常是处在这种彷徨和走神的状态下。
南都：你觉得状态是当代独有的，还是某种亘古不变的人的处境？
陈伟明：其实对于古代来讲，我就没有发言权了。但是小时候应该比较单纯、快乐。那时没有手机，不像现在，一打开手机，想看什么都有。哎呀，人知道太多其实挺痛苦的。
南都：除了反映这种“无所适从”或者“不确定性”，这次展出的另一些作品好像是很活泼、很诙谐的，比如《野坡》，画的是一个男人在追赶一只公鸡。
陈伟明作品《野坡》。
陈伟明：在创作里面，我有时也希望能画得有趣一点，不要老是一本正经。像你刚才讲的，你觉得有趣，你就笑了，我觉得这个挺好，说明这张画在社会功能上还有点作用。
这个“男人赶鸡”的场景，其实也没有特别内在的东西。我们小时候在老家生活，经常随着鸡跑来跑去，只不过现在，我把小孩换成大人，那种令人看了会心一笑的事情就出来了。什么情况下一个大人会去干这种事情呢？肯定也有。可能这个鸡打翻了你晒的萝卜干，或者打翻了你刚刚杀鱼的鱼血，或者偷啄了你放在地上的一些要吃的食物，你也会去拿个东西去打它了。
一本册页走天下
南都：这次展出的作品，有不少是相当小的画幅，很有特色。是把一本画册平展开，画了一个对页么？
陈伟明：对，就是册页。我从2014年开始这么画，到现在这种类型的画应该有1500张了。
这么画的原因主要是便捷，也带有一种即兴的状态。每去到一些地方，只要觉得可能有机会画画，我就会带一本册页、一根毛笔，看到什么或者想到什么，掏出来就画。所有这些画我都没起稿，都是画到哪里算哪里。有时候寥寥勾几笔，十几分钟就能完成一幅。
在画的过程中，我其实没有特别把它当成“作品”，没怎么去考虑好跟不好，或者说有没有价值；可能更像“日记”，就是说，我只是看到有意思的东西、有感受就记录下来。当我到了六七十岁，回头看这些，发现自己走过了这么多地方，我觉得应该也是挺有意思的事情。
南都：能不能具体讲讲写生的状态？
陈伟明：我去圆明园画写生，是清明那天，我画了一天。早上八点多从中央美院出发到圆明园，中午我就在那儿吃个面包、巧克力，就着矿泉水，在石头上眯了一会儿，然后下午接着画。刚开始画的时候游客很多，画到下午六七点的时候，差不多夕阳西下，整个圆明园就只有我一个人。那个时候的圆明园是最打动我的了，可能在那种状态下，它才真正展露出内在的本质，那种历史的沧桑；有时候在正常的状态下，我们看见的很多现象都是不真实的。
陈伟明作品《大水法》。
回到你刚才问的写生的状态，其实也挺苦的。那天我一个人一直画到晚上七八点，后面保安就过来，跟我聊圆明园的历史，然后有时帮我赶赶蚊子。
我在广美也带学生去下乡写生。很多朋友都觉得我们特别潇洒，去到山清水秀的地方，一去就住一个月。说真的，假如从生活的环境来讲，是非常舒服，它的空气、饮食、生活节奏，都是我们在大城市里面感受不到的。
但是其实我们内心也挺苦累，因为有时你想画的画不出来，你想表达的表达不出来，或者看到学生画不好，自己也难受，觉得自己教学不行，没把问题表述清楚。但是，当自己画了张好画，或者看到学生进步以后，那就很开心。
陈伟明《梦境》。
南都：对于中国画而言，怎样才是比较有效的教学方式？
陈伟明：任何的教学体系，无论我这次来访学的央美、国美，抑或是我们广美，在教学体系上都有得有失。所以我有时觉得，其实教学体系并不是很重要，老师最重要。艺术家自己对学科的了解的深度、实践的深度、自己的心得，这些才是最精彩、最有魅力的东西，这个是我自己教学这些年的感受。
作为教师的话，我觉得很重要的还是视野要宽，要尊重学生的个性，另外尽量引导学生去看一些大师的作品，对不同种类的大师作品进行解读、比较和分析。我也不提倡他们去学哪个人，只是放在一起，告诉他们说，我为什么认为这个大师的作品好一点，然后他另外的一张就比它差一点。
南都：这些分析的样本都是国画么？还是说也有一些西方现代或当代作品？
陈伟明：都有。包括毕加索、梵高、塞尚、高更，这些都已经算远的了；像现在的博伊斯（Joseph Beuys）、基弗（Anselm Kiefer）、吴冠中的作品，我都会给他们看。
我觉得中国画发展到今天，它已经不是说你个人一厢情愿，想回归到哪个时代，就能回归到的，我们整个知识结构，包括人与人的交往方式，变化非常大。
比如原来我们讲的清代的“四王”（王时敏、王原祁、王鉴、王翚），当年红得不得了，画也卖得最贵，现在回头看他们的画，我对很多没有共鸣。所以我觉得，不要纠结于所谓的当代、传统、中西这些问题，应该回归到我们内心的深处、情感的深处，去画一些感动我们自己的景象，尽可能做一些让大家有共鸣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