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云浮·老战士口述② | “红小兵” 的革命故事

早春的云城凉风习习，86岁高龄的余家强老人刚从老街散步回来。一见到记者，老人加快了脚步，步履矫健、身姿挺拔、说话中气十足，着实让记者有些不敢相信这是一位年近九旬的老者。

精神抖擞的余家强

家族有7人参加革命

走进余家强的家，满眼的照片映入眼帘，其中，有7幅照片引起记者的注意。“我的家族有7人参加革命，我是其中一个，也是最小的一个，算是‘红小兵’吧。没有党就没有我今天的幸福生活，永远感谢党。”一杯清茶，窗外是繁华的建设路，这位14岁就退学上山打游击的“红小兵”和记者聊起他的“红色往事”。

余家强家族有7人参加革命

手指着照片，余家强开始把记者带回到当年。他说，都杨镇榃寺村是他的家乡，父亲余镜堂一手建立的“荣昌堂”医馆，悬壶济世，秘密资助党组织和游击队，成为都骑、杨柳（今都杨地区）乃至云浮地区一个重要的地下交通站和联络点。大哥余渭泉是家族第一个参加革命的人，在土地革命时期，大哥就开始秘密支持中共地下党，并于1938年10月入党，帮助在都杨镇建立抗日战争时期云浮县第一个本土党组织——都骑党小组；1939年2月，大哥任中共云浮县特别支部书记；随后，家族相继有6名成员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1946年，自己开始接触地下党组织并开始为党做事，1948年入党。受大哥和其他参加革命的家庭成员影响，自己14岁就从云浮中学退学回到老家打游击，由于年龄小，一开始只是一名普通的交通员，负责传递情报。后来，云浮的地下党组织成立了“云北油印室”宣传小组，自己就正式成为宣传小组成员，负责协助印刷红色刊物和革命传单。

东躲西藏的日子

“当时都杨镇有西江‘小延安’之称，也是云浮革命的摇篮，最早的革命刊物也出自都骑。”余家强回忆道，“云北油印室”（云浮北区党委油印室）成立以后，负责印刷“云浮民报”和相关红色宣传资料，油印室共有5名成员，自己是年龄最小的一个，负责搬运器材和转移。由于国民党反动当局的不断搜捕和扫荡，油印室被迫不断转移，开始了东躲西藏的转移岁月。一开始油印室设在“蛇窦”（蛇窝），后转移至古洲村待了一个月左右，再后来，由于暴露又陆续转移10多个地方，洞坑、麦坑、桃坪等村都短暂停留过。“当时油印室的全部家当就一块钢板、一支钢笔、一瓶油墨和一张蜡纸，非常简陋。”余家强说，当年的物资十分紧缺，钢笔、胶擦等用品都是靠游击队的缴获物资和外来革命同志的“带货”，就是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几位同志还是坚持出版和印刷革命刊物，给当年云浮地区的革命宣传工作贡献了积极的力量。

余家强夫妇

两次险些牺牲

“1948年六月初九，我们5名地下党员驻扎在都骑六合村一家民居（实际是秘密联络点）筹集粮食和物资，由于反动分子告密，国民党反动军警共300多人从夏洞（安塘附近）秘密出发，徒步经桃坪村进入六合村，准备把我们一网打尽。上午9时左右，我大哥最先发现敌人，可惜发现时民居已经被反动军警包围了。此时，一部分地下党员从村边的水圳逃出，我由于年龄小没有跑，快速躲进一个房间的床上，蜷缩在蚊帐后面。当时屋内没有灯，2名反动军警进屋后简单查看了床上和床底后就离开了。当时敌人的手离我只有不到10厘米，幸亏我身材瘦小及蚊帐的遮挡才躲了过去。”回忆起当时惊心动魄的一幕，余家强还心有余悸。还有一次非常惊险的是，在水流庙及石巷一带开展革命工作时，刚刚住下，就遭遇国民党一五八师500多名军警的围剿。当时油印室里有近10人，其中有一部分是从广州来的革命同志。国民党一五八师的军警从猫山进入后直扑油印室驻地。地下党员潘善廷（2021年2月逝世，享年102岁）立即带领20多人前往狙击。自己和战友夹杂在逃跑群众中向燕子尾一带转移。当时子弹就打在身边，“嗖嗖”的，偏一点自己也就牺牲了。

余家强

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粤中第四支队成立，云浮县人民武装随之正式编入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余家强也成为光荣的人民解放军战士。至1950年7月，原北区油印室的老班底开始接收云浮县印刷厂，余家强则于同年被抽调至东区粮仓（即腰古粮仓）担任收粮员；1951年6月，被组织派往广州的省粮食学校学习1年。“文化大革命”后，被派往安塘公社任办公室主任，1971年至1981年，任安塘公社党委秘书；1981年开始担任云浮县侨务办公室常务主任，从事落实华侨政策的工作；1984年9月，到云浮县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担任副书记兼纪检组长，后享受正局级待遇于1995年12月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