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抗倭援朝水师统帅陈璘与露梁海战
南开大学孙卫国
摘要：万历朝鲜之役中，明水师统帅陈璘两度被征召，壬辰时期虽未能前往，但已引起朝鲜君臣关注。丁酉再乱之初，陈璘再次被任命为水师统帅，率部前往。明水师部队两万余将士，来自广东、浙江、福建等地，大大扭转了朝鲜水师的劣势。朝鲜国王李昖会见之时，陈璘当面提出要掌控中朝水师联合部队的指挥权，朝鲜君臣心有不甘，水军统制使李舜臣虽心有不服，但也只得维持这样的局面。陈璘对此似有所感，经常给朝鲜国王上揭帖，汇报战争情况，以消除朝鲜君臣疑虑。1598年十一月十九日，陈璘指挥中朝水师联合舰队在露梁海峡拦截岛津义弘的水军，李舜臣为先锋，明七十老将邓子龙奋勇争先，二人皆战死，但最终取得了露梁海战大捷。每次海战，陈璘皆为总指挥，故以他为首功，合乎情理，朝鲜史料说他夺李舜臣之功为己功，乃不实之词。陈璘与李舜臣后来都被尊为朝鲜王朝关王庙从祀的对象，成为朝鲜王朝追思明朝的一个象征。
关键词：万历朝鲜之役；陈璘；李舜臣；露梁海战；中朝联合水师
明代抗倭援朝将士群体中，明水师部队是一个相对特殊的群体。不仅仅因为只是丁酉再乱时才正式被派往朝鲜参战，更重要的是，水师统帅陈璘的特殊地位。战争结束论功行赏之时，陈璘不仅被明廷视作战功第一的明军将领，在战场上，他跟朝鲜水军统制使李舜臣的通力合作，屡战屡胜，取得振奋人心的战绩；更重要的是，四百多年后的今天，据传他的后人仍有部分生活在韩国。这些特殊性使得陈璘的研究具有很强的当下意义。事实上，陈璘研究，引起中国学术界的不断关注，甚至举办过专场学术研讨会，有关会议论文集也在筹备出版之中。即便如此，笔者觉得依然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一、陈璘两度被征召
壬辰（1592）和丁酉（1597）两年，日军两次侵朝，明廷两次派兵援朝，陈璘则两次被征召。尽管第一次，陈璘没有踏入朝鲜半岛，也引起了朝鲜君臣的期待。第二次是作为中朝水师联合部队的总指挥，叱咤风云，取得了辉煌战绩。
陈璘（1532—1607），字朝爵，号龙崖，广东翁源人，嘉靖至万历年间著名将领。年轻时，陈璘就平定过林朝曦、林朝敬的叛乱，在讨平大盗赖元爵及岭东残寇、平高要邓胜龙、平揭阳钟月泉等叛乱中，英勇善战，屡立战功。短短几年，即由把总升到副总兵，正当他春风得意之时，却以“贪渎”罪名受到弹劾，被革职闲住。1592年夏秋时节，明经略宋应昌组建援朝大军，两广总督萧彦当即上疏推荐陈璘，称赞他“谈粤之宿将，无有两者”，“以参将陈璘素熟倭情，屡经荐牍”。明廷任命陈璘为神机七营参将，随后改为神枢右副将。不久，被提拔为署都督佥事充副总兵官，协守蓟镇。万历二十一年（1593）正月，陈璘改授统领蓟、辽、保定、山东等处防海御倭副总兵，充当朝鲜战场的后备部队。当时山东巡抚孙矿致书陈璘，商讨海防事宜，建议他以旅顺为中心，再各派兵一千把守黄城岛（今隍城岛）和灶矶岛（今砣矶岛），即可控制海上要道，为朝鲜后盾。
当时陈璘并未踏入朝鲜半岛，朝鲜君臣则已知悉其名字。万历二十一年（1593）三月八日，都承旨沈喜寿上启，提到他和洪纯彦拜见提督李如松时，李如松提到：“夜来经略传帖，陈璘兵近当来到，刘綎兵亦且不远。” 二十日，经略赞画刘黄裳、职方清吏司主事袁黄移咨曰：“宣镇兵已来二千，叶参军所炼神兵一千，与江上飞将陈璘兵三千……相继过鸭绿水矣。”二十七日，国王李昖接见经略远接使尹根寿讨论明军出兵事宜，又特别提到陈璘。事实上，碧蹄馆之役后，封贡和谈已开启，战争处于停滞状态，陈璘并未成行。明军正考虑将大部队撤回，只留刘綎驻守，尹根寿说：“军皆回还，而只有刘綎兵，恐不能成事。请促陈璘之兵，则经略以为，虽非此军，亦可成事云矣。”国王李昖则说：“陈璘远在关内，何能及期乎？”尹根寿提出将陈璘调来，以充实力量，李昖觉得陈璘还在关内，也赶不过来。尽管当时陈璘还没有到朝鲜半岛来，朝鲜君臣已对他寄予期望。
1593年 4月，倭寇退出王京汉城，屯驻釜山，朝鲜大部分领土被收复，只有釜山及沿海一些地方还被日军占领。在朝鲜，明军只留一小部分协守，绝大部分撤回国内，陈璘亦改任他职，重回广东，调为协守漳州、潮州。不久，又因故被兵部尚书石星劾罢，陈璘再次闲居于家。1597年，封贡失败，丰臣秀吉第二次派大军侵略朝鲜，明军亦再次被派往朝鲜，陈璘亦再次被征召。
有鉴于壬辰援朝时，明水师未曾参战，经略邢玠上任伊始，就上疏强调必须派水兵一同征讨：“为今之计，须得急调浙、直、淮、安、闽、广舟师，由近而远，陆续自外洋，以抵朝鲜。”以弥补壬辰援朝时没有水师的短板。有关明水师调兵情况，邢玠有清晰的陈述：
陈璘所统广兵五千一百名，已于三月二十一日，由张家湾起行……水兵内，吴淞二千名，近以李天常代领，报二月二十四日出洋。南京二千二百八十名，万邦孚统领，二月二十八日到天津。福建一千三百二十名，白斯清统领，已驻天津，俟船完出洋。浙江三千一百五十四名，沈茂统领，于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起行，今报已过德州。广东三千，张良相统领，亦已起行。在途狼山一千五百名，福日升统领。该凤阳巡抚褚咨报，正月二十六日，船至山东灵山卫境上候风，梁天胤沙兵三千名，于正月二十日，从外出海前进，此皆在途实数，陆续驰催去讫。
邢玠这封奏疏中所提到的水兵数量，将明水师各部都交代得很清楚，分别来自广东、浙江、南 京、福建等地。他特别提到鉴于水师将领缺乏，副总兵邓子龙自荐前往，“原任副总兵邓子龙禀称，生平惯于水战，立功半属鲸波，且有横海捣虚誓不与贼俱生之志，以补杨文员缺，似属相应”。果真批准七十老将邓子龙前往朝鲜为明水师副总兵，与陈璘并肩作战。万历二十六年（1598）三月，经理杨镐移咨朝鲜国王，报告有关明调兵情况，其中提到水兵：“总兵阵（陈）璘本营，领广东兵五千；游击李（季）金，领浙兵三千三百驻全罗道地方。未到：游击张良相、领广东兵三千；游击沈茂领浙兵三千一百；游击副日升，领狼山兵一千五百；把总梁天胤，领江北兵三千。”杨镐这篇咨文跟邢玠的奏疏，刚好相互印证，明水师超过两万人。
万历二十六年（1598）六月十二日，陈璘率领水师抵达汉城，国王李昖亲自接见。陈璘当即给李昖上揭帖，向国王表明几层意思：第一，尽管历经七个月准备才到朝鲜，但此行目的，就是要解救朝鲜百姓于水火之中，“无非彰皇明字小之仁，恤贵国苍生之苦”。第二，刚到朝鲜，尚未有寸功，承蒙朝鲜国王惠赐厚礼，除个别东西收下外，其余的都一并奉还，对朝鲜国王的厚待表示衷心感谢。第三，他所率领的兵船上还缺少一些必需的战备物资，“舟师尚缺治器，烦饬当事官员，取解哨一万斤、小瓦（礶）〔罐〕一万个，石灰十担，以济急需。”希望朝鲜能够补充。最后，表达他将誓死赶走日本侵略军的决心，以报答朝鲜国王的厚爱。这是陈璘来到朝鲜之后，给宣祖国王的第一份揭帖，从中可见陈璘的心志。陈璘水师的到来，根本扭转了朝鲜水师的劣势。但他作战情况如何，朝鲜君臣内心无底，并不了解。六月二十三日，国王李昖召大臣议事，特别问道：“水兵都督陈璘，名将乎？”李恒福说：“名将也！”可见，朝鲜君臣对于陈璘寄予厚望，给受过重创的朝鲜水师，带来了新的希望。
事实上，壬辰倭乱时，朝鲜在跟日军作战中，唯独水军统制使李舜臣指挥的水兵屡屡告捷。李舜臣（1545—1598），字汝楷，本贯德水（今朝鲜黄海北道开丰郡），嘉靖乙巳（545）生于汉城，万历丙子(1576)进士及第。丰臣秀吉侵朝前夕，李舜臣任全罗道水军节度使，他积极备战，成功恢复建造出朝鲜古代龟船。“其制如伏龟，上覆以板，钉以锥刀。使敌人不得登蹋。藏兵其底，八面放铳，以此为先锋，烧撞贼船，常以取胜” 。在日军侵朝初期，朝鲜陆军毫无抵抗，几乎是望风披靡。唯独李舜臣指挥的水师，屡屡打败日水军，先后取得了玉浦、唐浦、闲山岛前洋等战役胜利。随后，朝鲜设立水军统制使，李舜臣以本营兼领此职。
水军统制使的设立，本为朝鲜水师的壮大提供了条件，但庆尚道右水使元均极为不满，“耻出其下，始贰于公”。朝鲜国王李昖将元均调为忠清道兵使，但“均积憾不释，缔交朝贵，构诬公百端”。李昖听信谗言，疏远李舜臣。封贡议起，战事趋缓，日将小西行长借机施反间计，李舜臣因之罹祸。丁酉（1597）二月，李舜臣被下狱，领议政柳成龙百般疏救，李舜臣被罢为普通士卒，命从军自效。
元均接替李舜臣为水军统制使，彻底改变了李舜臣的策略，而他性格残暴，士卒多离心离德，军心涣散。万历二十五年（1597）七月，元均竟率全部水师冒险攻袭釜山日水军营。日军诱敌深入，包抄围攻。“我国战船全被烧没，诸将军卒焚溺尽死”。经此一役，朝鲜水师受到了毁灭性打击，数百艘战舰被毁，存者仅十二艘战舰。统帅元均被杀，朝鲜水师大本营闲山岛亦被日军占领。闲山岛战略位置极为重要，“在朝鲜西海口，右障南原，为全罗外藩。一失守则沿海无备，天津、登莱皆可扬帆而至”。在此非常时刻，国王李昖下令恢复李舜臣水军统帅职务。经此折腾，朝鲜水师元气大伤，根本无法再跟日军抗衡。陈璘率领两万士卒、战船五百艘明水师的到来，大大充实了水师的力量，从根本上扭转了水军兵力上的劣势。
二、陈璘统率中朝联合水师与朝鲜君臣的纠结
万历二十六年（1598）六月，陈璘率部抵达汉城，受到朝鲜国王李昖的接见，他表达了强烈杀敌立功的决心，同时他也向国王表达了要掌控中朝联合水师的指挥权。七月中旬，南下古今岛，与朝鲜水师组成联合舰队，大大增强了水师实力。但是在中朝水师配合过程中，亦发生一些小摩擦，核心问题就是李舜臣指挥的朝鲜水师是否心甘情愿接受陈璘的指挥。
喻政在《陈大将军（璘）传》中称：“本年二月，公奉命以原官充御倭总兵，改领水兵，自鸭绿以南，惟公制之。” 此话并非虚言。万历二十六年（1598）六月二十六日，陈璘即将离开汉城南下，国王李昖在汉江边给陈璘设宴送行。陈璘当即提出：“俺受命天朝，总领水兵，舟师、边将，当为节制。陪臣等倘有违误者，一以军法从事，断不饶贷。此意南边将士处，另加申饬。”也就是说，他要统领整个水师，朝鲜水师各将皆应受他节制，不得有违，否则他可以军法处置，希望国王向南边的朝鲜水师将士宣谕。尽管李昖当面满口答应，但又觉得不妥，希望备边司商议此事。备边司分析利弊得失道：第一，“天将与我军同处，事多妨碍”。故不建议组成联军。第二，假使受到节制后，朝鲜水师可能功过难明，“功之所在，则使我军不得措手，事有失误，则辄为归咎。”既然如此，备边司提出两手应对：一方面以“本国舟师，于荡败之余，不能成形，其间器械、舟船，力未多办”为借口，予以推辞；另一方面，告诫水军统制使李舜臣等将领对于陈璘的命令，须认真对待，谨慎从事，不得怠慢。实际上，朝鲜君臣并不想让陈璘指挥整个水师部队，因为他们已感觉“大抵唐将接待之事，无有纪极，日久则节节难处”，所以他们不愿自找麻烦。国王同意了他们的处理办法。故而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一个矛盾：即陈璘希望由他掌管中朝水师的指挥权，跟朝鲜国王一见面，就提出了这个要求，想必这也是明廷的意见，国王表面答应，实际上心有不甘，指令备边司商讨应对办法。备边司提出两手准备。尽管心有不甘，又不好当面违背，故表面上维持陈璘统领的局面。朝鲜君臣这样矛盾的态度，在李舜臣身上有着直接体现。
《李忠武公全书》和朝鲜一些私家史书中，记录了李舜臣跟陈璘两人交往的一些私事，两人似乎互相体谅，相互配合。陈璘水师的到来，极大增强了水师的力量。“初，贼泛海出没，官军乏舟，故得志。及见璘舟师，惧，不敢往来海中”。七月十八日，陈璘水师抵达古今岛时，李舜臣大摆宴席，欢迎明军。陈璘对李舜臣很称佩，李舜臣对陈璘亦很敬重。据《李忠武公全书》记载，明水兵初到营地，由于原来多为地方军，军纪不太好，加之身处异国，以“天兵”自居，不免骄横，致使朝鲜军民有怨言，陈璘亦未觉察。李舜臣施小计，“命撤庐舍示以移阵意”，令陈璘警觉，“是后，都督（陈璘）军有犯，公（李舜臣）治之如法，天兵畏之过于都督”。陈璘不以自己系“天朝”主将，能主动承认错误，与李舜臣取得谅解，且一旦发现部卒有违法者，李舜臣可以依法惩治，这就为双方共事奠定了基础。相处时间越长，尤其历经几次战斗，李舜臣显示了卓越才干，陈璘感到由衷称佩。李舜臣称陈璘为“老爷”，陈璘对于李舜臣亦“必以李爷而不名”。陈璘给朝鲜国王上书称颂道：“李舜臣有经天纬地之才，补天浴日之功。”当时朝鲜人评价陈璘“善于水战，长于抚卒”，但“性暴猛，与人多忤，人多畏之”。陈璘唯独佩服李舜臣，“出则与舜臣并轿，不敢先行”。“素服舜臣智略，结为兄弟”。这是出自《李忠武公全书》与朝鲜相关私家史书的记载，他们二人私下交往的一面，两人似乎相当融洽。
在《朝鲜宣祖实录》中，则记下了另一面，或许可以说是“公”的一面。陈璘与李舜臣组成中朝联合水师部队，二人共同商议，制定作战计划。七月二十四日，中朝联合水师在折尔岛伏击日军船只，斩获七十余日军首级，这是中朝联合水师部队首次成功的合作。八月传来捷报，邢玠跟朝鲜国王报告。其时，国王李昖尚未接到战报，只是表示感谢而已。不久，却接到李舜臣的告状信：“顷日海中之战……只斩七十余级……及见我军斩获之数，陈都督立于船舷，顿足叱退其管下，恐吓臣等，无所不至。”指责陈璘不积极作战，却要跟他分享战斗成果，李舜臣只好将敌军首级分四十颗给陈璘，五颗首级给季金。后来备边司接到明廷要上报首级数时，还有点犯难，不知该如何汇报为好。《朝鲜宣祖实录》进而指责道：“东征将士，无不贪饕，陈璘贪人之功，以为己功。若此而望其成功，不亦难乎？”这样的指责毫无道理。因为陈璘是中朝水师总统帅，每次作战都是中朝水师联合行动，李舜臣是水师先锋，他事先投入战斗是职责所在，明军随后配合也无可厚非。但李舜臣内心不服，故对于陈璘要求他分享战功，表示不满。这也是朝鲜备边司听说陈璘要作为联合水师统帅之后的担忧，因而指令表面答应，实际上可虚与委蛇，不予理睬。这个矛盾在随后战斗中，始终存在，也成为《朝鲜宣祖实录》批评陈璘的口实。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国王李昖表示忧虑，希望备边司商量出处理办法。不久，备边司获悉：“陈都督与陆路三提督，分管水、陆，非但出于军门分付，亦朝廷之所知，今必不以我国之言，调回陆地。臣等之所虑者，因此等事，若陈都督怀愤发怒，随事生梗，则调剂极难。”他们方知这是明廷安排，不可能按照他们的意思去调整，只得按下不动。李舜臣却不断向朝鲜国王抱怨，曰：“陈都督招臣谓曰：‘陆兵则刘提督总制，水兵则俺当总制，而今闻刘提督欲管舟师云，是乎？’臣对以不知矣。臣整齐舟师，虽欲下海，乘机剿贼，每为提督所抑止，不胜闷虑’云。”李舜臣当面不好否认陈璘的指挥节制，私底下总是向国王抱怨，尽管如此，他也毫无办法。不管李舜臣内心如何不满，也不管朝鲜君臣内心如何想摆脱陈璘的指挥，至少在形式上，他们并没有公开向陈璘提出来，陈璘是中朝联合水师舰队的总指挥，李舜臣的军事行动听从陈璘指挥。朝鲜国王也只能将对陈璘为中朝联合水师总统帅的不满埋在心里，不敢直接表达出来。因此，陈璘始终是以中朝水师联军统帅自居，尽管朝鲜君臣心有不甘，李舜臣虽内心不快，表面还是加以配合。
三、陈璘指挥中朝水师联军大捷露梁
万历二十六年（1598）九月，明经略邢玠指挥三路大军南下进攻：麻贵率部为东路军，攻击驻守蔚山的加藤清正；董一元率部为中路进攻泗川的岛津义弘；刘綎为西路将领率部攻击驻守西端顺天的小西行长，朝鲜各部策应。陈璘指挥的中朝水师联军，配合刘綎攻打西路顺天的小西行长。邢玠设定：“三路权虽分属，而谊寔同舟。如贼犯东路，则中路遣兵驰援，西路扬兵捣巢以牵之。贼犯西路，则中路遣兵驰援，东路扬兵捣巢以牵之；贼犯中路，则东西二路，或遣兵驰援，或扬兵捣巢以牵之。果声势重大，则邻境大将亲统精锐往来策应，务要同心勠力，合计共谋，庶成臂指之势。”邢玠设想相当周全，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却不尽如人意。
刘綎西路军进攻之小西行长，有一万五千余士卒，驻守全罗南道顺天附近的曳桥倭城内，倭城相当坚固。刘綎部队有一万三千六百人，加上权栗的一万名朝鲜将士，李德馨负责运输粮草，一同南下，将其围困。事先刘 跟陈璘联络，希望陈璘、李舜臣率水师从海上包抄，两相配合，共同对敌。围攻之时，小西行长派使者跟刘綎联系，希望和谈。从九月下旬开始，到二十八日，刘綎与陈璘、李舜臣水陆联军，共同进攻，互有胜负，最终并未攻破倭城。十月初三日，陈璘与李舜臣的联军趁着涨潮，从海上攻打。陈璘愈战愈勇，志在必得。不觉潮水渐渐退去，李舜臣加以提醒，陈璘不听。不久明军沙船二十三只搁浅沙滩。小西行长发现后，派士卒出城攻击，明军战舰十九艘被焚毁，四艘被夺走。在朝鲜水师掩护下，明水师撤出。其时日军主力跟中朝水师激战，陆上一面空虚，李德馨、权栗都提醒刘綎趁机进攻，刘綎当时刚获悉董一元中路失败的消息，故而不听，错失良机。事先双方约定好联合进攻，刘綎却临阵变卦，不予配合。事后，陈璘大怒，跑到刘綎营地，亲手将刘綎帅旗撕裂，“责以心肠不美，即其具咎军门”。后来刘綎又故意先撒军，陈璘愤然曰：“宁为顺天鬼，不忍效汝退也！”陈璘与刘綎因之交恶，关系极僵。中朝水师联合部队合作越来越默契，最成功的胜利则是露梁大捷。
露梁海峡位于朝鲜庆尚南道莲台山和南海岛之间，该峡两岸依山，水道狭窄。海峡西面小岛很多，星罗棋布，地势险要。它是西路顺天日军和中路泗川日军水上咽喉要道，也是顺天曳桥日军通往对马岛的海上捷径，乃兵家必争之地。1598 年 8 月 18 日，丰臣秀吉病死，遗命从朝鲜半岛撤军。十月，日政府指令日军撤退，令东部加藤清正部自蔚山直接撤回，中路岛津义弘和西部小西行长部二人协议撤退。二人议定，顺天日军先撒，然后按泗川、南海、固城等顺序，依次向东部巨济岛集结，候船返国。陈璘与李舜臣获悉消息，在露梁海峡拦截，阻断小西行长退路。中路岛津义弘率部来援，中朝水师迎头痛击，于是一场空前惨烈的海战就展开了。有关露梁海战情形，许多细节值得探究。具体而言，可析之如下：
其一，露梁海战前，小西行长与陈璘之交涉情况。十一月初八日中朝联合水师获悉小西行长将遁归的消息，即组织大军拦截。十九日，与日中路援军岛津义弘大战于露梁。其间十日，小西行长曾请求陈璘与李舜臣网开一面，放其遁归。先是，水师拦截之时，明西路陆军刘綎与朝鲜权栗部据曳桥西北，并分兵截蟾津水路，从陆上截断中路日军之声援。水陆两路夹击，小西行长处境极为艰难，于是，先向刘綎乞和。刘綎贪其财物，允其请，遂派人告诉陈璘，“行长将撤归，可无阻也”。小西行长以为无事，遂派出十多艘船出猫岛，但被陈璘与李舜臣的水师击败。小西行长遂向陈璘乞和，据《宣庙中兴志》载：在刘 劝说下，陈璘默许，但李舜臣坚决不从，并敦促劝慰，陈璘省悟，遂拒绝小西行长求和，拒绝让路。《朝鲜宣祖实录》则另有说法：朝鲜国王怀疑陈璘与刘綎一样，希望讲和曰：“行长非畏水兵而撤渡，无乃陈提督与刘提督，作为一心讲和乎？”李德馨为陈璘辩护说：“陈、刘两将胥不相好。刘遣吴宗道，请于陈璘，开途出贼，陈璘大责吴宗道，终不许之云矣。”陈璘并未答应，反而大骂刘綎派来的吴宗道。陈璘积极指挥作战，与李舜臣同仇敌忾，共同阻击日军撤退。小西行长无法脱逃，十九日岛津义弘遂前来救援，在露梁海峡受到中朝水师阻击。
其二，陈、李二人精诚配合，生死与共。《李忠武公全书》记录两人一组通信，陈璘原信：“吾夜观乾象，昼察人事，东方将星将病矣。公之祸不远矣！公岂不知耶？何不用武侯之禳法乎！”李舜臣答曰：“吾忠不及于武侯，德不及于武侯，才不及于武侯。此三件事，皆不及于武侯。而虽用武侯之法，天何应哉！”翌日，果有大星坠海之异象。《宣庙中兴志》亦有类似叙述：陈璘夜观天象，发觉“东方将星病矣”，因之劝尉李舜臣“祈禳之事，古有行之者，惟子图之”。李舜臣以为死生有命，祈禳无益，不听。大战开始后，李舜臣与明水师副总兵邓子龙为先锋，陈璘坐巨舰指挥。李舜臣身先士卒，“亲自援袍先登”。杀入日舰群中，日舰遂将李舜臣的战舰团团围住，陈璘见到李舜臣处境危急，“遂挥众将拨船指戈入援”，以解救李舜臣，日船见明指挥舰冲入，遂舍李舜臣转而围攻陈璘船只，日军杀上陈璘船只，差点击中陈璘，幸得陈璘儿子陈九经以死保护，被刺中亦毫不懈怠，杀得鲜血淋离。在陈璘旗牌官协助下，终于把爬上舰的日军杀尽，但日船依然“鳞集于璘船”，陈璘遂令放炮，日军以鸟铳还击，陈璘杀得极其艰苦。日船围攻陈璘船时，李舜臣得以摆脱险境，但他并未旁观，反之，亦杀入重围，与陈璘共同对付顽敌。双方不避锋镝，犯死直救。
其三，邓子龙与李舜臣之死。中国史书如《两朝平攘录》《明史》等载，邓子龙处境危急时，李舜臣舍身相救，双双遇难。《两朝平攘录》记载最为详尽：李舜臣、邓子龙为先锋，“正遇倭船无数渡海，子龙欲夺头功，亲率家丁（皆江西人）二百余，齐上高丽船，冲锋奋击，杀贼无数。不期后船用火器失手，反打邓船，蓬樯俱着，我兵窜伏在一边，被倭乘势登舟，将邓副将及家丁皆砍死，李统制见邓将有失，奋勇前救，亦及于难。”但查朝鲜史籍，所载颇有出入。《乱中杂录》《宣庙中兴志》《李忠武公全书》等皆有详细记述。邓子龙死因，所载与中国史籍所述无异，乃朝鲜兵施火器误投中邓子龙船，日军乘机杀了邓子龙与其家丁。朝鲜兵尚不知是邓子龙的船，“误相指认曰：‘贼船又火矣’，遂励气争先，益增欢呼！”故说李舜臣是在救邓子龙时遇难，乃误传。李舜臣是在和陈璘一起与攻他们的日船战斗时，中“飞丸”而死的。《宣庙中兴志》载：“贼酋三人坐楼船督战，舜臣尽锐攻之，射殪一酋，贼皆舍璘船来救，璘得出。与舜臣军合发虎蹲炮，连碎贼船，而飞丸中舜臣左腋。舜臣谓其下曰：战方急，勿言我死！急命以防牌蔽之，言讫而绝。”此说基本可信。
其四，陈璘何时知悉李舜臣死讯，各书记载出入较大，大致有三种说法。一说以《昭代年考》为代表：“璘船为贼所围，挥其兵救之，贼散去，璘使人于舜臣谢救己，闻其死，以身投于船者三，曰：‘吾意老爷生来救我，何故亡耶！无可与有为矣！’”二说以《文献备考》《紫海笔谈》为代表。大战接近尾声，“璘望见舜臣船争取首级，大惊曰：‘统制使死矣！’左右曰：何以知之？璘曰：吾观统制使军律甚严，今其船争首级而乱，是无号令也！战既罢，问之，则果然矣。”三说以李舜臣从子正郎李芬写的李舜臣《行录》为代表。李舜臣中弹后，告诫身边的长子李荟、从子李莞不要发丧，不要宣布他已死的噩耗。当时只有李荟、李莞以及李舜臣的一个贴心仆从金伊知悉，其他人虽亲信宋希立等人亦不知，仍然麾旗督战如故。“贼围都督船几陷，诸将见公船麾促，争赴救解。战罢，都督急移船相近曰：‘统制速来！速来！’莞立于船头哭曰：‘叔父命休！’大恸曰：‘既死之后，乃能救我！’又抚膺哭之良久。”仔细分析三种说法，前二者皆疑。战斗正酣，李舜臣忽中弹身亡。弥留之际，特告诫下属“慎勿言我死”，以稳定军心。因之，只有他身边数人知悉其死讯。第一说认为陈璘围解，遂派人去谢恩，因而知悉，此说有几点不可信。陈璘围解，大战正酣，且战在海上，谢恩既非其时，亦不可能；即便陈璘派人去谢救命之恩，使者亦不可能知悉其死讯，否则军心必动摇，难以再战，与事实不符。第二说乍看起来有些道理，因为陈璘素知李舜臣号令严厉，约束士兵很严，一看李舜臣部卒争取首级财物，毫无纪律约来之状，因而推知其死。但由此看来，李舜臣士卒皆知其死讯，他们又是何时知悉其死讯的？是在战斗结束就知悉了还是在此之前呢？也不大可信。相比之下，李舜臣从子所写《行录》更为可信：一则李芬虽未提及他本人参与战斗，但他与李舜臣长子李荟、从子李莞关系密切，而李荟、李莞是李舜臣弥留之际在其身边，《行录》所载，必定来自于他们之口，故而可信；二则，李舜臣虽死，然李荟、李莞督战如故，诸将勇猛如初，与其他记载相符；三则，战斗结束，陈璘想叫李舜臣共同庆祝胜利，见其船遂大叫“速来”。此时，战斗已取得胜利，因而报告李舜臣死讯，于情理上说得通，故此说可信。
其五，陈璘哀悼李舜臣。陈璘获悉李舜臣死讯，极感意外，几不自持，“仆于船上者三”，捶胸顿足，悲从心来，明水兵亦“投肉而不食”，三军同悲。战罢，虽然总督邢玠催促他速赴汉城，他还是亲至长山县，见到李舜臣长子李荟时，陈璘“下马掺手痛哭”，悲不自禁。问李荟做什么官，答曰：“父丧未葬，非得官之时。”陈璘说：“中国则虽在初丧，不废赏功之典，尔国缓矣，吾当言于国王。”表示要为李荟请官。陈璘祭奠李舜臣英灵，表达哀思，特撰祭文，特别提到露梁海战曰：
露梁之战，统制前锋，舳舻几陷，我且汝卫，而既脱于虎口，贼由是失锐。徐且战以且却，遂禽狝而草薙。余谓统制可免夫斯祸，孰知中流矢而捐逝。忆而平居对人尝曰：“辱国之夫，只欠一死！”顾今境土既归，大仇已复，缘何犹践夫素厉！呜呼统制，该国凋残，谁为与理？兵戎狼狈，谁为振起！岂惟失祈父之爪牙，且丧令鲜之百雉！缅怀及此，讵不流涕！灵魂不昧，鉴是泥沚。
此文深深表达陈璘对李舜臣功勋的赞叹，以及大仇已复，国土已安，而战将却捐躯于国的哀痛，陈璘与李舜臣在血与火的战斗中，结下了生死情谊，现大战已罢，却只留下陈璘一人，令陈璘痛不欲生。故人已去，今后“无可与有为者”，陈璘心胆俱裂。尽管合作中，有过一些摩擦，但历经生死情谊，一切皆值得怀念。
最后，陈璘战功如何，是否值得肯定，也是必须讨论的问题。露梁海战中，岛津义弘部队绝大部分被歼灭，只有小部分逃回日本，他的营地被收复。顺天的小西行长趁着大战正酣时，率部从外洋逃走，倭城亦被明军收复。战后不久，陈璘先后给朝鲜国王上过三封揭帖，皆与露梁海战有关。十一月二十五日，上第一封揭帖，汇报战况，并提出尽快补充水军统制使人选。十二月二日，陈璘给国王再上一揭帖，简述露梁海战后的战争状况，再提出“李舜臣员缺，亟望简命，用纾引领”。十二月二十一日，他上第三份揭帖，简述战功情况：“共计擒斩三百二十名颗。千总陈九经（璘之子）生擒倭将一名，自称石曼子。阵亡副总兵邓子龙、统制使李舜臣。”露梁海战随后一个月里，《朝鲜宣祖实录》就载录了陈璘给朝鲜国王的三封揭帖。陈璘之所以如此频繁地向朝鲜国王汇报，想必他也清楚李昖对他担当中朝联合水师的指挥官，有些担心，他希望主动给国王汇报，一则消除朝鲜君臣的疑虑，再则也希望得到国王的体谅与支持。但陈璘的苦心，并未换来国王的理解，反而对陈璘的战功，李昖首先表示怀疑。他以备忘记传于政院说：
都督不过海上一战之捷耳。凶贼之退去，初非以此捷也。岂至于平定一方，马伏波之上乎？况其斩级之数，时未计验，亦未知战状之如何耳。且予私窃疑之，行长之得以晏然扬帆而去者，恐陈都督未必不与闻于此也。安知与刘提督，彼此潜谋，阴为约和，实许其退去，而阳于我国人所见处，攘臂大言，外为愤慨之状乎？
国王李昖不仅直接指出陈璘此战只是一次胜利而已，不可过于夸大；而且说日军退去，并不一定就是因为这次战败；且怀疑陈璘与刘綎勾结，故意将日军放走。这样的怀疑，实在过分。随后他又跟朝臣提及：“水兵大捷之说，恐是过重之言也。”引起李德馨不得不辩白道：“水兵大捷，则不是虚言也。小臣遣从事官郑㷤往探，则破毁船本板，蔽海而流，浦口倭尸积在，不知其数。以此见之，可知其壮捷也。”李德馨当时是与陈璘等并肩作战的，他的辩白多少消除李昖的一些怀疑。即便如此，在《朝鲜宣祖实录》的编修官看来，似乎依然不能看成是陈璘之功，以致如此论道：“露梁之战，来贼退遁，竟收全捷，成功则天也。”觉得露梁海战的胜利，多少有些运气成分。随后朝鲜史籍中进而对陈璘的战功表示质疑，如《择里志》云：“璘以舜臣故，得贼级最多，及戊戌撤还，璘所上级，独多于诸天将。后见《明史》，论东征功，以璘为首，至于裂土受封，中国又何知此为舜臣功也！杨镐有功而被逮，陈璘因人而成功，皇明赏罚之颠倒，有如是矣！”由质疑露梁海战之功，进而否定陈璘的首功。诚如前面已论，李舜臣受陈璘指挥，每次作战，李舜臣只是先锋官，听令于陈璘，战功归诸总指挥陈璘，合情合理，朝鲜人指责陈璘夺其功以为己功的说法，毫无道理。
总之，从上面的叙述来看，朝鲜君臣对于陈璘担当中朝联合水师的指挥，内心有所不甘心，陈璘对此并非毫无觉察，他总时不时地给国王上揭帖，汇报战事状况，就是希望能够解除朝鲜君臣的担心，以获得他们的支持。陈璘与李舜臣的配合，还是相当默契的，彼此尊重，相互支持，尤其是露梁海战，共同对敌，结下了生死情谊，可歌可泣。陈璘的战功，也是毋庸置疑的。
四、陈璘撤归与朝鲜王朝后人的追忆
朝鲜国王李昖虽内心有所怀疑，会见陈璘和经略邢玠时，还是说了很多夸奖的话。露梁海战结束后，李昖给陈璘回帖中，称颂道：“盖小邦被兵七载，始见斯捷，麟阁第一之功，非节下而谁哉？”客套地将胜利第一功劳归于陈璘。万历二十七年（1599）三月，在汉城接见陈璘，李昖特别恭维道：“若非大人，则七年盘踞之贼，岂为退去？”随后拜会经略邢玠时，李昖说：“天朝大人莫不尽心于小邦之事，而陈大人最为力战。”如斯言论，不一而足。日军撤归，朝鲜大局已定，明大军撤还，议留一小部分军队于朝鲜，邢玠本想留刘綎镇守，朝鲜君臣认为：“刘之事不厌此邦之心，决不可留，陈都督(璘)可以兼统水、陆，留之似当。”可见，他们对陈璘还是很尊敬。后来因明国内动乱不止，自顾不暇，明军遂全部撤回。叙功之时，邢玠对部下发牢骚说：“朝鲜但叙陈璘功，则我当参。朝鲜与三大将（刘綎、董一元、麻贵）之事，则令各将，自与国王论辩。”尽管心存疑虑，朝鲜君臣对陈璘之功，也还表示推崇。
万历二十七年（1599）四月二十二日，陈璘率部辞归。一大早，宣祖在慕华馆要为陈璘饯行，但 “都督以御史丧柩在后，故忙追出去，不及相见” ，未得饯行，引得朝臣不满，纷纷上疏弹劾政院安排不周，失礼过甚。有曰：
今此陈都督之行，严刻非不早定，而政院供职怠忽，都督临发，始请举动，致令大驾，忙迫出门，未及接见……其心未必无憾恨之意。况此提督于我国，最有功劳，接待之礼，尤不可不至，而致有莫大之悔。
陈璘临别前，国王未得饯行，一众官员皆被弹劾，特别强调陈璘“最有功劳”，诸司安排不力，故皆应受到惩处。此事最后不了了之，也从此开启了朝鲜追忆陈璘之始。
万历抗倭援朝战争结束，“论功，璘为首， 次之，贵又次之。进璘都督同知，世荫指挥佥事”。陈璘被授予东征首功。此乃实至名归，毋庸置疑。归国后，陈璘参加了平定播州杨应龙叛乱，1606 年死于广东提督任上。据传朝鲜在北京使臣获知陈璘病逝的噩耗，当即祭奠，并赋诗一首，表达深深哀悼与无限怀念。诗中有曰：“惟有终南与江汉，千秋不尽海邦思。”确实，明清易代之后，尤其当朝鲜肃宗（1674—1720年在位）、英祖（1724—1776年在位）时节，举国陷于浓厚的尊周思明氛围中时，陈璘与李如松和杨镐等东征将领一样，化作明朝符号，成为当时朝鲜君臣追思祭奠的对象。
朝鲜后人追忆陈璘，跟关王庙分不开，因为朝鲜历史上第一座关王庙，乃陈璘1597年在古今岛所建。陈璘以水师屡战屡捷，归功于关王“阴骘”，故在古今岛建关庙，崇享关公，开创了明朝将领在朝鲜建造关庙之先例。明将离开之时，包括汉城的东、南关王庙，已建了六座关庙。明军撤回，汉城关王庙，由朝鲜王廷经管，成为朝鲜王廷祭祀的一个组成部分，光海君时规定，“关庙祭礼则依纛所例，每年春秋惊蛰、霜降日，遣官设行矣。”地方上的关王庙则逐渐荒废，一直到肃宗年间，关王庙的香火才又旺盛起来。
宣祖以后的朝鲜君臣很少关注关王庙，即便是汉城东、南关王庙，尽管有武士把守，但也破败起来，地方上无人管理的关王庙就更加破败不堪。肃宗年间，开始将全国各地关王庙统一修缮。显宗七年（1666）地方官节度使柳斐然重修古今岛关王庙，就以陈璘、邓子龙、李舜臣陪享。肃宗三十六年（1710），朝鲜副提学金镇圭将调查全国各地关王庙的情况启奏国王，特别提到古今岛关王庙：“实陈都督璘所建，而忠武公李舜臣与陈璘同时效力于御倭，故所以配食此庙。”因为要统一关王庙的祭祀仪节，对于地方上关庙的情况，先详细调查清楚，将相关建筑统一修缮。祭祀仪节“以依京中东、南关庙例。祭时用惊蛰、霜降，而祭馐则依宣武祠例，不用笾豆而用燕馔矣”，“祭官东南关庙献官例。以二品武臣差遣，执事皆用武官”。地方上关王庙祭祀供品稍逊，“下邑所建，亦不可尽如国都庙享。至于配位，宜降杀于主享武安王。祭羞笾豆各四、簠簋各二、豕全体、爵三，配位笾豆各二、簠簋各一、豕推体爵一”。出现了全国关王庙祭祀标准化。肃宗三十六年（1710），朝鲜王廷正式将陈璘、邓子龙和李舜臣作为古今岛关王庙的从祀对象。与之同时，以陈璘和李舜臣作为汉城东、南关王庙的配享对象。
为何要以明朝将领作为从祀对象，而在所有从祀将领中，唯独李舜臣是朝鲜将领，为何单独将他作与明朝将领一样的陪祀对象，有何用意？领议政李颐命论道，因为他“陈公（璘）奉天讨扬皇灵，宜得神理之助顺，况精诚之发，旷世可感乎！李公（舜臣）功闻天下，身殉国难，振华夏之威，殆庶几焉。陈、李之交，肝胆亦相照矣”，故而可以并列从祀。朝鲜认为陈璘、李舜臣与关羽，是一类英灵，生前皆建功立业，尽管是“百世之久，万里之远”，但皆可为一类。在朝鲜最为重要的东、南关王庙中，也只是以陈璘与李舜臣作为陪祀对象，用陈璘而不是李如松或者杨镐，其有深意焉。朝鲜陆军不堪一击，无法与明朝将士匹敌，只有水师统制使李舜臣战功卓著，可以与明朝将领匹敌，更为重要的是他的战功都是与陈璘联合作战，共同取得的。在最为关键性的露梁海战中，陈璘是总指挥，李舜臣是先锋将领，最终取得了关键性大捷，正是朝鲜与明朝生死与共的典范，故以他们二人作为从祀对象，寄予着一种深深的象征意义，表达着朝鲜王朝与明朝互为依存，密不可分的关系。
明清易代，据说陈璘的后代亦浮海到了朝鲜，“公之孙监国守卫使泳溸，当崇祯之末，义不共戴天也，故自南乘舟浮海漂到于东国之南海，子孙世居于海南山二皇朝洞，乃建祠宇，春秋奉享焉”。现在还传说陈璘有后代生活在韩国。只是朝鲜历史上传闻石星、李如松等东征将士都有后代生活在朝鲜半岛，但大多只是民间传说。当朝鲜王朝尊周思明氛围盛行的时代，朝鲜君臣都希望能够找到他们，全都失望而归。陈璘后代是否真的东渡了，在《朝鲜王朝实录》等官方史料中，难以找到相应的史料佐证，即便他们有家谱流传，似乎也只能作为一种传说而已，真实与否，很难断定，似乎也不是那么重要了。
五、结 语
万历抗倭援朝战争中，明军开赴朝鲜，在跟朝鲜合作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中，由明朝将领主导，应该是完全不成问题的，尤其是陆上战斗中，因为朝鲜部队几乎不堪一击，大多在日本入侵过程中已被击溃，故由明朝将领主导作战，朝鲜君臣并未见有什么不满。壬辰与丁酉年间，皆如此。唯独水师合作中，尽管陈璘从开始见到朝鲜国王时，就提出来要节制朝鲜水师，但一直引起朝鲜君臣不满，以至于表面应付，背后不平。主要原因大概不外乎三点：第一点，由李舜臣指挥的水师是朝鲜军队中，唯一与日军作战几乎保持不败的部队，即便在历经元均丧败之后，又在鸣梁海战中，赢得了战争，找回了信心，故而在跟日军作战方面，他们能够主动掌控。第二点，陈璘率领的水师，尽管人数多，战船多，但朝鲜对于他们战斗力如何，并不清楚。且他们初来乍到，对朝鲜海防情况并不熟悉，故而不放心。第三点，在既往跟明朝将领合作过程中，朝鲜君臣感到明将不好伺候，也担心难以融洽。在历经数次战争后，李舜臣尽管也有过怨言，与陈璘的合作则越来越融洽，彼此相互尊重，终于取得了关键性的露梁大捷。因为陈璘是总指挥官，每次作战，李舜臣是先锋官，把陈璘的战功说成是夺李舜臣之功为己功，则是厚诬古人，国王李昖的质疑与《朝鲜宣祖实录》的讥刺，都是毫无道理的。陈璘与李舜臣的合作，也可以说是万历抗倭援朝战争中的典范，在随后数百年的追思中，他们都成为朝鲜关王庙崇祀的对象，化作明朝的符号，成为朝鲜尊周思明运动中不可磨灭的记忆。
来源：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年第4期
责任编辑：植发炜 冯浩森
值班主编：区云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