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海事录》细述海上丝绸之路历史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海路”)战略构想正全面铺开，相关历史研究受到重视。广州作为“海路”东方发祥地、世界海上交通史上唯一两千多年历久不衰的大港，其海事史更是备受关注。然而，由于出土文物资料稀缺——丝绸、文书保存困难，“海路”研究远远落后于陆上丝绸之路(简称“陆路”)。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蔡鸿生在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著有《广州海事录：从市舶时代到洋舶时代》一书，集聚其数十年海洋史与广州口岸史研究成果，立体展示广州口岸从中古到近代的海事变迁，对“海路”历史研究起到重要奠基作用。

“过程化”还原广州海事历史

《广州海事录》以“海事”为切入口，从“舶”一字展开叙述“市舶时代”与“洋舶时代”，力图还原历史上广州、岭南与海外双边互动情景。蔡鸿生以广州海事课题发端，因岭南对外关系的形成与发展是极其重要的课题，历史上中国与南海文明和西洋文明的关系，都是从广州开始的，近代史、鸦片战争、辛亥革命，以及各种洋教的传入，都与广州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新教、西医、铁路、报纸等亦都是首先从广州传入。

广州与世界文明的接触体现了中外交往从西域到南海，再到西洋的格局变迁，其重要性从“南海道”在《新唐书》中被明确记载为“广州通海夷道”可见一斑。自盛唐至晚唐，“舶”字在诗篇中高频出现，“广府”与“舶市”形影不离。广州黄埔区庙头村的南海神庙所供奉的南海神，在玄宗朝曾被册封为“广利王”，可见其市舶之利为皇家重视，广州因而也被喻为“天子南库”。

当下“海路”历史研究成为热潮，但蔡鸿生认为，历史研究“要冷，不要热”。他表示，历史研究的定位与其他“一带一路”研究不同，要“到位”而不“越位”，冷静思考、持续钻研，把历史上的“海路”做实、做深、做细，“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将历史资料变成历史事实最重要的工作是“碎片—过程化”，且一条“过程链条”绝不能有“缺环”。

立足中国，放眼世界

《广州海事录》形象与逻辑兼顾，不仅从内容上斧正广州海事的许多流行说法，书中展示的方法论也为后人研究起到相当的示范作用。蔡鸿生解释“立体化观察”历史方法：首先是纵向观察，从古到今、从前到后；继而为横向观察，一段时期内，各个方面的情况如何；再而便是由表及里，观察事实本质；最后则要注意动、静变化，譬如对条文、规章制度的研究，一定要对实施效果进行留意。条文为“静”者，案例为“动”者，因时因地因人而异。

蔡鸿生曾师从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1957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后，他便长期从事中外关系史的教学和研究。他戏称自己的研究领域“不今不古，非洋非土”，客观的规定性则是立足中国，放眼世界，考察不同时期双边互动的历史情景，尤其是两种异质文化从接触到交融的情景。略人所详和详人所略，是他一贯坚持的著述原则。

蔡鸿生将一生奉献给历史，从2006年退休至今，他从未停止过读书、做课题。当然，这并不局限于历史资料，在他的案头上始终放着《小逻辑》《理想国》等哲学、文化典籍。对此，他表示：“文史哲要不断补充，它们不是知识的搭配，而是有机的联系，文学是形象，哲学是逻辑，历史是兼有形象和逻辑——要设想历史现场，有形象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