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史学门外汉，对广东这个第二故乡的了解，更多限于近现代史。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错以为广东在前近代就是“蛮荒化外之地”，不理解为什么被称为“岭南三大家”之一的屈大均会断言：吾粤之地“盖自秦汉以前为蛮裔，自唐宋以后为神州”。
带着疑惑和不解，读了郎国华2006年出版的《从蛮裔到神州——宋代广东经济发展研究》以及2018年出版的修订版《岭海生名粤：宋代广东经济九章》，豁然开朗，不仅理解、认同屈大均所作的判断，还从宋代广东经济发展中看到了今日广东崛起的某些历史积源。
“上承了五代十国，下开启元朝代，文化盛世是宋，商贸发达亦是宋。”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社会现象新变化等方面，宋代都不比其他朝代逊色，甚至还时显优势。也正是由此，很多史学家都认同宋代在中国历史上占有关键性的重要地位。近代史学大师陈寅恪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钱穆先生也认为：“论中国古代社会之变，最重要在宋代。”即便对史学家描述的宋代不够了解，今天到了开封，去“清明上河园”等地看一下，也能对千年前宋都东京的繁华景象有一个大致了解。
而在距离宋都东京1500公里之外的“广南东路”（宋代地方行政设置，覆盖今日广东大部分地区），当时又是一番怎样的景象？郎国华在书中提供了重要参考。作者对宋代广东经济进行了全面系统梳理，从环境迁变、政区沿革、人口发展、农作进步、工场创新、商贸交通、海丝扬帆、流人贡献、政策嬗变等“九章”，为读者呈现了一幅广东版的《清明上河图》。在此基础上，作者分析认为，宋代是广东经济发展出现质变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即宋代广东“迎来了发展史上一个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阶段。告别南汉政权造成的与中原相对分割的状况后，广东重新融入了中国的整体发展格局。在中央政策的支持下，加上自身特点的发挥，广东的经济在此期间获得了极大的进步，从整体上摆脱‘蛮荒’、‘瘴疠’之地的落后面貌，开始成为神州大地”。从宋以前的“化外之地”转而“融入全国经济体系”，广东经济进入了历史转折时期，并孕育了近代广东经济的某些要素和成分。
比较宋代广东经济与今日广东发展，隐藏其间的密码或者说积源是什么呢？
首先就在广东独特的地理环境。“五岭北来峰在地，九州南尽水浮天。”清人陈恭尹的一句诗，道尽广东岭海环抱、岭海一体的独特地理环境。这样的地理环境，使得广东很早就成为东西方交通要道。正如郎国华书中介绍：“秦汉以降，海上丝绸之路开通，广东作为始发地，一直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时至宋代，以市舶司为特点的对外经贸独领风骚，当时的广州港，‘连天浪静长鲸息，映日帆多宝舶来’，就连‘去天万里’的潮州也成了‘海滨邹鲁’。”纵观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存在着一个自北向南、自西向东渐进转移过程，而宋代正是经济重心东进南移的完成和加速时期。当近现代海洋文明和海洋世纪来临时，广东经济社会迅速崛起、引领中国，有其必然性。
另一个比较重要的影响，就是古代大量移民谪宦来到广东，与当地民众交流融合，带动农业和手工业飞速发展，不仅深刻影响和改变了广东经济走向，更孕育了广东人开放包容的文化气质，为广东日后直至今天的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精神能量。时至今日，许多人都觉得广东是对外来人口最包容的地区，而广东也能够一直吸引来自全国各地以及世界各国的人来此打工、创业、游玩、定居，为广东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人力支撑，就与广东开放包容的文化气质密不可分，而这种文化气质的形成早有源头。
当然，还可以从政策嬗变上找到一些密码。郎国华在书中梳理了两宋中央政府对广东所采取的政策，通过分析其内在演变可以看到：中央政策的及时调整、配合，对一地经济的兴盛有极大的推动作用；而政策的失误，会严重扼杀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从粤北的采矿业、广州外贸通商的兴衰等来看，这一点更加清晰。联系到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的崛起，显然离不开中央给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也离不开每到关键时刻最高领导人的坚定支持。
此次修订出版的新书在思想观点以外有两点“惊艳”：一是打破原有著作的框架结构，对内容进行了重构和改写，缩短了每一章的篇幅，对晦涩的学术语言和古文也作出了精简，降低了阅读难度；二是章节命名简洁、整齐，每一章开头引用古诗，而且附设大量与内容相关的照片、书影、地图等，文图相映、饶有趣味，打开了想象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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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羊城晚报 金羊网
作者：丁建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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